命运的馈赠:1967年战争是以色列为拯救经济而进行的一场冒险吗?

“生长在任何人体内的任何一个外来实体,都应当按照埃及农民采用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用马尾巴拴住突出的肿块并使劲按压,使之与血液隔绝,从而自行脱落。”(贾马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在1967年战前的几年之前,与他的朋友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谈论与以色列打交道的哲学)
这些话表达了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在1967年战争爆发前,对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的远见及看法的总结。纳赛尔认为,与以色列陷入一场战争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在这个问题上,战争应当是阿拉伯人的最次选择,在阿拉伯人确信战争将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结束之前,不应轻易发动战争。因此,纳赛尔在上世纪50年代末拒绝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要求与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开战的呼吁,在后来的1964年,他又对叙利亚要求以军事方式对抗以色列挑衅的愿望采取了类似的立场,而且他还向当时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保证,在与以色列的战争中失败,意味着将以色列变成一股神话般的力量,并将永远失去巴勒斯坦事业。
纳赛尔的这一保守立场曾不止一次地引起阿拉伯人对他懦弱、懒惰以及躲在驻扎在埃以边境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背后的批评。但是从1967年5月到1967年6月,事态却向着更为严重的方向发展。纳赛尔要求联合国部队撤军,在与以色列接壤的边境地区集结埃及军队,并对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市实施封锁,此外还关闭了亚喀巴湾。所有这一切,都以以色列对埃及军队发动毁灭性的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告终,而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正如纳赛尔手下的证词所指出的那样,纳赛尔并不想攻击以色列,而是想进行一定程度的升级,以实现一些政治胜利,尤其是鉴于自1964年以来以色列试图使约旦河变得对自身有利,并试图控制叙利亚的土地,此外还发动了其他针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自那之后,世界各大高校的政治学院和历史学院都对埃及和以色列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着墨,以试图建立一项连贯的叙事来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其中一些由与逻辑相差不远的论点来驱动的理论,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声称从埃及方面将事态推向战争的人是阿卜杜勒·哈基姆·阿密尔,后者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成功领导权力结构内的政变之后,成为了该国在战争等重大决策问题上的第一控制者。而其他观点则认为,苏联是在泄露有关以色列集结部队以入侵大马士革的虚假信息后,推动纳赛尔采取这些升级措施的背后势力。
不管外界对埃及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前的政治进程,以及美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存在多大的争议,纳赛尔在先前几年不愿与以色列开战并且一直努力避免采取战争选项的做法,都已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因为这场在6天内结束的战争已经证明,唯一能够从中受益的就是以色列,正如这位埃及总统当时所预判的那样,尽管这并不能免除他对战争失败的责任。到1967年6月10日,以色列占领国已经成为了世人眼中的科技强国,其控制的领土面积扩大了3倍,并且取得了许多众所周知的好处。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以色列而言最为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它帮助以色列度过了当时打击其经济的猛烈危机——这也是以色列自其成立以来经历的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以色列人眼中的1967年

一名以色列士兵对他的朋友说:“让我们去占领开罗吧。”他的朋友回答道:“好的,那么我们下午又打算做什么?”(1967年战争后广为流传的一个以色列笑话,说明以色列人在取得胜利后对自身军事实力抱有的信心)
埃及在1956年至1967年期间见证了其经济增长的改善和区域影响力的增强,而以色列自1966年初以来就一直承受着前所未有的严重衰退。有资料显示,由以列维·埃什科尔领导的以色列政府自1964年11月以来就深知,一场不可避免的暴力危机即将来临,在当时,以色列政府采取了旨在减少政府支持、推迟项目、减少建设的经济决策。
埃什科尔重视不让以色列人感觉到这个幽灵的靠近,以免影响他所在的政党(马巴耶党)在议会选举中的命运。根据部分文件的内容,当时的政府部长向埃什科尔承诺,以色列人要到一年之后才会感受到他们在1964年所采取的决定的结果。一直到月底,埃什科尔都否认存在任何即将发生的潜在经济危机。然而,到1966年中期,经济衰退的影响似乎已经明显到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地步——失业率上升至超过10%的水平,生产下降,资本外流,人们举行抗议要求得到面包,不同犹太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加剧,高素质年轻人从以色列大量外流至欧洲和美国的幽灵深深困扰着以色列政府。
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在其著作《1967年:以色列、战争与改变中东的一年》中解释称,令人窒息的经济气候,再加上纳赛尔威胁的升级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蔓延,以色列当时的氛围已经接近于等待世界末日的情形。根据塞格夫的说法,直到1967年4月,以色列都是一个极度令人沮丧的地方,它的公民放弃了新鲜的肉类而只能接受冷冻食品,而拥有欧洲血统的精英阶层担心来自阿拉伯国家的贫穷犹太人涌入占领国,在某个时间点,因经济危机离开该国的人数已经开始超过入境的人数。一位在1967年1月至3月期间在以色列的美国移民签证办公室工作的美国消息人士,讲述了以色列人在当时涌入该办公室,以尝试获得美国签证并逃避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的现实。

以色列领导人是否计划通过战争来解决其经济危机?
外界对1967年的这场战争存在多种解读,其中一种被以色列社会学专业学者采用的解读认为,这场战争是以色列计划的结果,其目的是转移公众对其导致经济停滞和令人窒息的经济危机的失败政策的注意力。政治学家优瓦夫·比利德、社会学家皮加尔·利维等人认为,以色列在1964年发起的将阿拉伯人推向战争的升级,并不是为了推动阿以冲突,而是为了实现一种扩张主义的对外行动,以分散人们对日益严重的内部失败和当时国家社会作用明显下降的注意力。
社会学家的这一趋势证实,以色列才是为了克服其内部经济危机并将其群众的注意力从它身上转移开来,而将整个氛围推向战争方向的一方,而纳赛尔在关闭蒂朗海峡、签署阿拉伯联合防御条约和在驱逐联合国军队后在西奈半岛集结埃及军队之后,他所采取的措施被以色列方面夸大了,因为纳赛尔在当时并不希望发生战争,而这一点也得到了在纳赛尔政权中享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穆罕默德·哈桑宁·海卡尔的证实——后者指出,埃及当时的升级脱离了控制,而这种升级在最初只是为了解决政治局势,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
值得一提的是,列维·埃什科尔当时对发动战争犹豫不决,但是以摩西·达扬为首的军事领导人则在以色列舆论的支持下,全力推进对埃及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但是另一方面,政治学和历史学的一批研究人员则反对这种观点,这些人员声称,文件和档案内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以色列领导人在推动战争以掩盖其内部的经济失败,或者分散该实体内的犹太人公众对失业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注意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纳赛尔直到1967年初才指出不要提前陷入战争陷阱的重要性,并强调埃及经济计划取得的成功会促使其敌人将阿拉伯国家拖入阻碍这一发展的危机之中。
战争如何解决了以色列的经济危机?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衡量以色列占领国在战后立即取得的经济成就。按不变价格计算,以色列国民收入从1967年的330亿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3800亿美元(将通货膨胀的差异考虑在内),增加了近12倍,占领实体的人口也增长了3倍,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29倍——从1100美元增加至35000美元。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六日战争为新的景象播下了种子,使以色列从一个陷入停滞的国家转变为另一个真正开始实现技术和财富领先的国家。数据表明,以色列经济在1968年实现了14%的增长率,也就是这场战争后的一年。
数据表明,直到1965年,以色列实体一直在以有组织和有效的方式投资它收到的赠款,以建立先进的工业基地并应对高失业率,此外,占领国土地上的经济合作与农业合作方式也非常出名,这个新生的国家将它所收到的外国赠款——主要是犹太捐款和对犹太大屠杀的巨额赔偿(包括西德提供的原材料和商品),转变为就业机会与生产基地。但是在1965年,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明显减少并降低至零,此外,以色列实体从西德获得赔偿的协议也在这一阶段到期。这些新的事实伤害了以色列的经济,并导致它陷入衰退。在“应许之地”的救济水龙头已被关闭,熟练劳动力开始寻找新的生活的情况下,这种衰退只能依靠战争的手段来解决。

在这场战争后,以色列占领区的面积扩大了三倍,并为之贡献了双倍的经济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能够控制被占领的西奈半岛的油田,并控制大量新的代表廉价劳动力的巴勒斯坦农民。以色列的扩张也带来了更多的消费者,刺激了该国经济。以色列占领国的收获并未就此止步,这场胜利大大提升了“以色列强国”的名誉,吸引了投资者的目光,并使犹太人的捐款比以往更多地流向了以色列。根据以色列占领军的说法,世界上许多军队都开始愿意购买在6天之内成功击败3支阿拉伯军队的以色列军事装备。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工业合作也有所增加,从而为该国军事工业基地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以色列本身也开始将其战争开支更多地用于军事工业化。
1967年这场被称为“挫折”的战争,给阿拉伯人与占领国之间的战争造成了沉痛的打击,但是,尽管研究这些深深的伤口可能会带来痛苦,但是重新认识真相,才是了解当今阿拉伯社会的不平衡和以色列权力的秘密的必要条件。新一代的阿拉伯人开始将之看作技术和经济优势的成功典范。虽然占领国及其支持者宣扬这一成功是与“独一无二的人民及其独特的国家”相关的本质因素的结果,但是,仔细回顾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进步往往建立在特殊的条件之上,而不是基于什么独一无二的民族。这种特殊条件包括全世界对土著人民流离失所并被其他人取代的全球支持,以及为赔偿大屠杀为借口,向这个新的国家及其国民提供巨额赠款,以建立先进的经济基础,然后打压邻国实现经济自由化以及发展的企图,最终点燃了扩张主义战争,提供了以地广人稀为特征的特殊经济优势,因此可以说,1967年的战争是以色列经济发展的故事中,或是一些人所谓的“以色列经济奇迹”中,被很多人遗忘的细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