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身体里藏着年老的灵魂”:巴勒斯坦儿童代代相传的悲剧故事
1948年,当时以色列占领开始迫使数十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这些流离失所者中就有兰德·阿卜杜勒·法塔赫(Rand Abdel Fattah)的家人,他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平台撰写了这篇文章。兰德现在有一个年幼的孩子,住在纽约,当她看到加沙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时,她将坐在她旁边的这个感到快乐和充实的小男孩与加沙那些因占领国的轰炸而感到恐惧的小男孩联系起来。在简单、平静的文字中,她从一位担心孩子又爱他的母亲的角度解释了这场悲剧,这似乎是向世界发出的一条信息,而讽刺的是,这一天恰逢每年11月20日的国际儿童节。
我母亲低声说道,“加沙没有孩子。加沙没有孩子,只有年老的灵魂居住在小小的身体里。”因为当你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面临死亡的可能性时,你怎么能是个孩子呢?距10月7日哈马斯领导的袭击(“阿克萨洪水”行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跟踪这些事件后,我很快坐下来思考这场战争的结果会是什么,我的心里充满了悲伤,因为我意识到这些事件将带来可怕的痛楚,并将蔓延到整个加沙。
事实上,接下来的几周里,以色列军队对地球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之一发起了严厉而无情的报复行动。在这些恐怖和持续的轰炸中,母亲们在哭泣,医生在燃料用完之前抢救病人,孩子们因害怕正在发生的事情而颤抖,而许多人正在死去。千里之外,当时我坐在纽约市的沙发上照顾我的婴儿,而我的母亲坐在我旁边。1967年阿以战争前,他们的家人离开了约旦河西岸难民营的家,而我们坐在那儿观看这些死去和垂死的儿童的照片。记者们用手机拍摄并把这些照片带给我们,当时就连他们的家人也未能幸免于每个人都面临着的危险。
另一个“灾难日”
在我们面前的最前线,一名救护人员拼命地拥抱着一个与我儿子年龄相仿或可能稍大一些的孩子,而另一个小女孩则拼命地尖叫着寻找她现在被埋在废墟下的母亲,一个小男孩把他哥哥的遗体抬到医院,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孩子。妈妈看着这些可怕的场景,眼里充满了泪水。虽然她平时很少谈论自己的童年,以及在难民营长大的感受,但她向我们讲述了她的家人在以色列坦克入侵约旦河西岸前几年前往约旦的故事。
也许我母亲的家人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气氛,因为他们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离开了,但我父亲的家人在离开祖国的过程中尝到了战争的苦涩,当时他们除了穿着的衣服外什么也没有拿就离开了。我妈妈注视着事件的发展,她的眼睛盯着电视,一边嘀咕:“现在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是另一场灾难。” “灾难日”(Nakba)一词是巴勒斯坦人对1948年事件的描述,当时以色列军队开始强行驱散大约70万巴勒斯坦人,其中一些人因害怕屠杀而逃离。这些流离失所的人中就有我母亲的家人。然而,当时的流离失所看起来与我们今天在加沙看到的非常相似,一群人徒步逃离家园,在瓦砾迷宫中摸索着,他们完全不确定有一天是否有机会再次返回家园寻求安全。即使他们试图在黑暗中寻找出路,他们也面临这样一个事实:加沙没有安全的地方可供逃亡。
由于信息有限且获取困难,这些充斥在我们屏幕上的图像可能只能讲述故事的一小部分。谁知道加沙人民每天晚上在充满黑暗的世界中目睹着什么样的未知暴力?界卫生组织表示,加沙大约每10分钟就有一名儿童被杀害。加沙卫生部报告称,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4500多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杀害。这些孩子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被包括人权观察在内的许多人权组织视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监狱”。使用“监狱”一词意味着犯罪,这最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孩子犯了什么罪,会被关在这个地方?
我看着我虚弱无助的儿子,他和装饰房间墙壁的森林动物朋友一起舒适安全地睡觉。我记得我们装饰这些墙壁的那天,以及我们如何小心翼翼地将每张照片放在墙上的适当高度,以便小孩子可以欣赏。每次我让儿子在这些色彩缤纷的墙壁旁边睡觉时,我都会想到加沙的孩子们在墙壁上看到的东西的画面,如果这些墙壁仍然矗立的话!
作为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
我盯着孩子们沾满灰尘、沾满血迹的脸,一边给孩子吃饱后擦去脸上的牛奶,一边想:当他长大到能够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会告诉他什么?我该如何解释作为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是我父母从他们的家族遗传下来的,他们也遗传给了我。每一代人都必须承载过去的重担,这种无形的纽带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模糊。
这是我一生都在努力回答的问题,这也是促使我从事新闻领域工作并创建历史播客的原因之一,旨在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然而,这个问题仍然关系到我的身份的一部分,而我经常在公共场合避免谈论这个问题。这是因为作为巴勒斯坦人的想法意味着被他人对你身份的先入之见和定义所包围,因此你失去了对自己的话语和叙述的控制。
“作为巴勒斯坦人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没有一个大答案,而是有一百个小答案的问题,这些答案围绕着曼萨夫的美味气味、祖母常穿的传统服饰鲜亮活泼的红色、对橄榄油燃烧的热衷、只出现在婚礼上的迭步开舞(Dabkeh)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以及母亲为哄儿子入睡而唱的摇篮曲。我们不能忘记年复一年、年复十年埋葬孩子时所承受的痛苦,也不能忘记我们为保持巴勒斯坦身份的活力和持久而进行的斗争。
每一个新的孩子都在学校、房屋、医院或难民营的废墟下被发现时,我都有一种感觉,我不想把他们当作数字来认识,而是把他们当作个人来认识,他们的名字被父母写在身上,担心只有这样别人才能认出他们。更让我们痛苦的是,这些孩子的名字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都和我的兄弟、表兄弟、亲戚的名字相似,甚至是我为儿子想的名字。
以色列宣扬了这样一种观念:加沙没有儿童,只有恐怖分子和人盾。无论你怎么看,加沙的孩子们都被困在一个早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建立的世界,这个世界发生了他们无法控制的波动,剥夺了他们的人性。和世界各地的其他父母一样,我一听到孩子哭声,我就会冲过去抱住他,安抚他的恐惧,这是一种非常人性化和自然的反应。因此,如果我们对加沙所有儿童的哭声失去敏感,变得麻木,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面临着失去人性的危险?!
本文译自《大西洋月刊》,并不一定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