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在新冠病毒时代停滞 人权会成为大流行的受害者吗?

多人警告说,新冠病毒爆发后的世界将比大流行爆发之前的民主程度低(Pikrepo)
多人警告说,新冠病毒爆发后的世界将比大流行爆发之前的民主程度低(Pikrepo)
全世界的民主都遭受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由于抗击新冠病毒,各国政府控制减弱,议会缺席立法者,选举被推迟,法院只处理紧急情况,禁止集会并限制行动,与此同时,军用车辆出现在各城市,记者被迫在家办公,并暂停逮捕政客。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进入公共紧急状态,人们越来越担心采取的措施——如果不适当且时间有限——将侵犯基本公民权利并破坏法治,而全球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仍被医学隔离、禁止和隔离。

 
虐待的机会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University of Graz)政治学家弗洛里安·比博尔(Florian Bieber)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这种流行病为独裁政府和民主政府提供了任意控制、滥用决策和削减公民自由的机会。

 
比博尔——他是《讨论民族主义..国家的全球扩散》一书的作者——认为,当前的措施可能成功地限制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和大流行的爆发,但是世界将面临另一种风险,因为许多国家的民主程度将远低于3月之前的民主程度,哪怕是新冠病毒风险消退之后。
 
比博尔还补充说,在危机时期,行政当局经常忽略制衡,但风险在于这些临时的特殊举措将成为永久性措施。
 
这位奥地利作家和学者援引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最新讲话,称“我们处于战争状态”,该学者认为,这样戏剧性的讲话有助于集结力量以抗击新冠病毒流行病,但这种呼吁可能是危险的,新冠病毒不是军事力量,引出战争观念可以解释采取的镇压性举措,并将健康危机转变为安全危机。
 

比博尔承认,有必要采取诸如关闭公司、民众社交隔离以及采取宵禁和禁止集会等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但他也警告说,这些行为可能引发新一轮暴政。

 
欧洲争议
 
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月份发表了类似声明称,根据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声明,各国政府为制止新冠病毒大流行而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不合理且没有理由的,该声明认为大流行的症状在大多数情况下为轻度或中度。
 
乔吉奥·阿甘本提出质疑称,“为什么政府当局和媒体会制造恐怖气氛,造成真正的例外,包括限制行动,暂停日常生活和整个地区的工作?”他认为,这种情况导致对这些地区实行“真正的军事化”,意大利哲学家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含糊不清且不确定”,并预测这种例外特殊情况将在所有地区成为普遍性。
 
阿甘本提及了(意大利)当局批准的“政府对自由的限制”,认为此举与“类似流感的传染病”造成的威胁不相称,并认为这种病毒与我们每年所经历的传染病毒并没有区别。
 
这位意大利哲学家在发表声明时总结称,当局已经用尽了恐怖主义的正当理由来采取例外措施,为此,“大流行的出现为推广跨越所有边界行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借口”,指的是集体恐惧和沮丧的状态,以及这位哲学家所认为的“接受政府以安全呼吁为借口的限制自由的行为”。
 
这位意大利哲学家和法律理论家以他的著作《特殊情况……神圣的人》而著称,他认为当局利用例外状态为破坏法律和绝对权力做辩护,他指出,这将转变为一种永久性状态,哪怕是在民主宪政体制下。
 
阿甘本的文章在欧洲哲学家之间引发了广泛争议,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对此回应称,意大利哲学家的反应是左派强硬路线,即将恐惧和恐慌视为控制、监控和种族主义的专制做法。
 

意大利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右)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社交网站]
 
齐泽克提出质疑称,引发全球经济危机来支持他们的政权,是否符合当局和风险资本家的利益?他对自己的质疑回答称,各国感到恐惧,并充分意识到自己无力控制局势,与此同时,这种恐慌破坏了公民对国家的信心。
 
齐泽克继续在其文章中指出,隔离和政府措施确实限制了我们的自由,但大流行的威胁也促进国内及国际间的团结,此外,这还加剧了当局自我监督的意识。
 
齐泽克表示,应对大流行的措施不应简化为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采用的通常的控制和监控模式,他并认为,替代性右翼和假性左派拒绝接受大流行的现实,并谴责抗击大流行的措施。
 

恐慌策略

 
另一方面,意大利哲学家和作家塞尔吉奥·本韦努托(Sergio Benvenuto)对此发表评论称,困扰他国家的恐慌主要是政治选择,因为在一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产生“卑鄙领导者”的时代,国际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做出决定,以纠正当今民主国家中新法西斯主义的想法。
 
这位意大利哲学家指出,在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中,政治力量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们掩盖了大流行,因为大多数情况下,爆发大流行的国家正处于战争状态,当时那场大流行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原因是,只有西班牙——当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媒体报道了这种疾病,而这种流行病似乎起源于美国。
 
但是,当今的政治力量——其声称自己跨越了边界和经济,超越了国界——采取了恐慌战略,以鼓励人们隔离限制病毒传播。事实上,隔离感染者——在数世纪之后——仍然是抑制麻风流行病的最佳策略,就像欧洲麻风病一样——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所强调的那样——正是采取尽可能多地隔离感染者方式来应对传染病,通常是隔离在遥远的岛屿上。
 
但是,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在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发表回应后再次作出回应,阿甘本表示,问题不是要对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发表意见,而是要询问“大流行的道德影响和政治影响”,他认为,社会——在导致国家瘫痪的恐慌浪潮过后——不再相信任何事情,除了赤裸裸的现实。
 
阿甘本——在题为“澄清”的新文章中——补充说,意大利人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正常生活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工作、友谊以及宗教和政治信仰,以避免遭遇新冠病毒感染的危险,而这种共同的危险并不能团结人民(正如齐泽克所言),而是盲目地将人们隔离开来,现在人们被视为感染源和潜在威胁,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彼此接触。
 
意大利哲学家和学者罗科·隆奇则在“病毒优点”一文中对此发表评论称,抗击大流行所采取的紧急措施使二十世纪的“政治神学”转变为当前全球性的“例外状态”,这证实了米歇尔·福柯“生物—权力”理论假设,他将其视为权力网络的实践和权力,而权力网络在权力与生物之间的共同领域以及资本主义大规模传播之时,管理着人体和人口。
 
这位意大利哲学家表示,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是人类,有限的、潜在的、不完美的……等等,病毒使我们记住我们的人类状况,这迫使我们去思考存在和生命,并停止回避事实。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 电子网站

更多新闻内容
点击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