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入侵17周年之际 伊拉克战争的9个教训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报道了美国入侵伊拉克17周年事宜，该杂志提及，这场战争就像是美国决策界认知和见识的桂冠，并引用了西班牙哲学家若泽·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t）在20世纪初的一句话，“人类真正的宝藏是数千年积累的错误。”

 
作者罗伯特·D卡普兰在当地时间2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我们必须意识到事情总会变得更糟（1），并解释说，他撰写了有关八十年代伊拉克发生全部事情的报告，并指出，伊拉克当局没收了他的护照十天。

 
卡普兰补充说，他无法想象会有一个比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更恐怖的政权。当时的伊拉克就是一个大型集中营，比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时代更加血腥和压迫。

 
但是他发现在美国军事占领伊拉克期间，混乱远比暴政严重，而且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伊拉克比萨达姆统治时期的伊拉克还要更加恐怖可怕。

 
作者补充说，基于这一事实，除非有全面的计划来建立一个更好的新政权体系，否则任何命令或决定都不应作为假设（2）。不要利用你的力量或权限对任何现有政权采取决策。法国作家和哲学家阿尔伯特·加缪表示，“革命者在道德上致力于准备一个更好的制度，以取代想要推翻的制度，否则革命在道德上就会扭曲。应该在自由之前建立政权，因为在没有中央权威情况下，没有人可以享受自由。

 
作者指出，对战场信息进行更广泛且更全面的分析更有益（3）。美国人在伊拉克失败了，因为主要决策者没有了解到战地记者们所知道的许多事实。

他们在1980年代一直密切关注伊拉克，但其没有目睹宗派分化的加剧，除此之外，在制裁制度下，九十年代的伊拉克社会急剧衰弱，最终使伊拉克容易受到伊朗影响。

 
作者指出，全面的知识应该导致对某处可以实现和不能实现的事物保持谦卑，谦卑应该使我们承担最坏的假设（4）。战地直接观察先于幻想和远程判断。因此，只有在最坏情况下进行干预才能成功，当你入侵特定国家和地区时，你应该拥有执政的能力，因为执政需要彻底的事先计划。

 
不要高估谦卑（5）。对过去的错误进行过度补偿是很常见的事情。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而产生的罪恶感是促使英国统治阶级听命于纳粹德国的主要心理因素之一，因为其担心再次爆发毫无意义的战争。这始终是一个平衡问题，正如反复呼吁进行道德干预并不总是能赢得公众舆论一样，新的孤立主义将无法在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继续存在，因为危机会从一个地区定期轻松地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新冠病毒疫情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作者指出，除了全面战争外，我们不应该夸大军队的作用（6）。伊拉克战争是一场中等规模的战争，而不是一场全面战争，这是一场以有限的方式进行的中型战争，即军队处于前线，而居民在商业中心，民粹主义民主国家对待这种战争的态度很差。在中型战争中，解放区的外交、情报行动和民政至关重要。考虑到伊拉克的情况，我们必须提防将美国与中国的冲突过度军事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举措可能会导致自由主义机构远离美国和欧洲。

 
审视未来消息的背后事务（7）。尽管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已经生效了数月，但促进美国真正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是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当时，人民和精英集团数周来团结一致，旨在复仇。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认为这种团结和热情不会无法持续，并认为，在一种普遍情绪中达到的想法将由完全不同情况的情绪和标准来判断。

 
作者解释说，外交政策是需求的层次结构（8），其中利益清算优先于各种价值。一旦这种利益清算是正确的，其他的价值也会随之而来。例如，在冷战结束之后，但在2001年9月11日事件之前和中国海军出现之前，对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全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时所发生的情况。但是，这种干预非常罕见。作者认为，只要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国家利益为由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举动就无法令人信服。

 
谨防外交政策决策听命于长期历史思考（9）。只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衡量风险和成本，我所认识的那些支持伊拉克战争的人们希望中东更加人道和自由，因此，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似乎是值得进行那场战争的目标。 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见，此事被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