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大流行时期的人类行为

大流行带来死亡的威胁,传播混乱,并导致管制、限制和封锁,但大流行也为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理想实验室,使他们能够研究人类处于束缚和限制状态时的行为。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我们今天的行为与355年前人们的行为没有太大不同。
纽约瓦格纳学院经济学教授奥托·达斯古普塔在英国报纸《卫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大流行时期人类行为的文章,这些行为混合着自私与利他主义的矛盾。
达斯古普回顾了他与研究人员Chandan Jha和Sudipta Sarangi先前在《经济探究》上发布的文章,这篇文章对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瘟疫年纪事》中描写的1665年席卷伦敦的鼠疫细节进行了研究。
笛福的小说直到1722年才得以出版,据信,笛福基于鼠疫见证者的叙述完成了此书。
达斯古普塔说,他和同事在文章中总结道,尽管如今机构在发展,医学在进步,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通讯方式,但我们对严格限制和控制的基本反应仍然非常明显。

大流行时期
在大流行期间,物资短缺和抢购现象是常见的事情,笛福在他的小说中指出,即使当时人们出行很困难,但供出租的马匹仍严重短缺,而且食物经常供应不足,卖家选择将食物储存起来。
如今,媒体中充斥着关于口罩、消毒水等商品价格高昂的报道。达斯古普塔指出,或许奇怪的是,厕纸在附近商店货架上消失后重新出现,并以高价出售。
达斯古普塔认为经济学可以预测这种行为模式,他援引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的话说,如果要预测违法行为,应该考虑这种行为给违法者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在大流行爆发期间,从事与“人为制造的”商品短缺和随之而来的价格操控有关的活动收益很高。
至于因储存货物被罚款而产生的成本,要么很高,要么在这种混乱状态下很低,这种行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机会主义”贸易通常在大流行期间有所上升。
就机会主义而言,达斯古普塔指出,大流行期间人们受到的限制和控制使离奇的事情变得盛行。
达斯古普塔表示,本世纪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反应与笛福描述的17世纪伦敦瘟疫蔓延期间骗子和精神治疗师数量增加的情况没有太多不同。
群体行为
达斯古普塔说,对疾病的恐惧和缺乏有效治疗药物加剧了对魔术治疗的需求。
群体行为的经济模型展示了这种非理性行为蓬勃发展的途径。
但是我们在任何大流行期间的经济行为并不一定总是令人沮丧的,事实是,大流行经常带来涉及利他主义的慈善行为。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90年说:“无论一个人多么自私,他的天性无疑都有一些原则使他关心他人的财富,并使他人获得幸福对他而言是必要的,除了对人们获得幸福感到快乐外,他不从中得到任何其他东西。”
笛福注意到,未受瘟疫侵染的村民把食物留给受感染的城市居民,而今天,我们看到忙碌了一天的护士在拥挤的医院里演奏乐器,帮助患有COVID-19的患者放松身心。
达斯古普塔表示,我们还看到,一位著名的歌剧演员在公寓阳台上唱歌,抚慰邻居的情绪,一些人从杂货店购买食物并送给陌不相识的老人,防止他们出门感染新冠病毒,以及一些人将食品捐赠给当地社区,而收集和分发食物的食品仓库和志愿者的数量急剧增加。
作者总结到,也许流行病使我们重新意识到人类平凡而脆弱的存在,以及我们每个人面临的绝对限制,这使我们明白,我们的内在天性更倾向于合作和给予,而不是竞争和抢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