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发现，“生育刑罚”甚至在孕子之前开始

乔丹·杰森获得在一家数字媒体公司担任出版人的工作时，她怀孕五个月。她在招聘过程中自愿告诉潜在的雇主她怀孕了，得到了支持和祝贺。

 
她于2015年12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里德。但是随着杰森的产假在第二年春天结束，她担心如何平衡行业的无情节奏与新的育子需要。

 
“作为父母是我选择的，我不想’外包’养育职责” ，杰森告诉半岛电视台。“但是我不愿意放弃我献身于事业的那些年。如果我和宝宝在一起，工作会分心，我会感到非常内疚。”

 
住在美国纽约市的杰森告诉她的老板，她是否可以每周缩减为工作四天，并自愿减薪20％。但它并没有减少20％的工作量。

 
42岁的杰森告诉半岛电视台说：“我的职业道德没有改变。如果发生重要事情，我经常会在’第五天’接听电话或进行会议。”

 
四年过去了，杰森说，即使她的工作质量没有受到影响，她仍因为成为父母而在经济上受到惩罚。

 
“我没有接近赚到在我怀孕之前赚到的钱，因为我不想牺牲孩子需要的时间”，她说。

 
杰森的经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被研究人员称为“生育刑罚”的是一种常见现象，这一术语用于描述工作妇女生育后的工资，感知能力和职业机会受限。随着女性所拥有的孩子增加，效果都会加深。

 
但是新研究表明，在女性怀孕之前，刑罚就可以更早发生。

 
因“潜在生育能力”而受到惩罚

 
对于杰森来说，在她分娩并重返工作岗位后，刑罚开始了。但即使女性正在寻找工作，歧视也会发生。

 
由沃里克大学的贝克领导的研究人员假设，大多数母亲和育龄妇女在工作场所面临的问题与普遍的印象有关，即比起男性，儿童养育更容易落到女性身上。

 
为了验证这一理论，贝克尔及其团队向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雇主发出了约9千份假的工作申请，改变了申请人的婚姻状况和子女年龄等标准。

 
贝克表示，这些国家的公司要求申请人透露这些信息是违法的，但求职者通常会在志愿者的基础上提供这些信息。

 
他及其团队发现，与单身无子女申请人相比，被列为已育的女性申请人 —以及已婚和可能怀孕的无子女申请人—明显处于劣势。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那些看似准备好生育的女性在招聘时也面临歧视。

 
该研究还发现，在招聘阶段，有小孩的女性会遇到偏见。

 
“我们发现，有年幼子女的女性申请者得到回拨的次数少于年龄较大的女性”，贝克告诉半岛电视台。

 
研究人员说，寻求兼职工作的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并不令人惊讶。

 
该研究解释说：“兼职工作的申请人表达了协调+家庭责任与工作的愿望。”

 
“相比之下，全职工作的申请人发出信号表明，他们必须独立于家庭状况，必须 有“照顾儿童 ”的安排，否则他们就无法兼顾全职工作与从日托或学校中接孩子。”

 
贝克尔说，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女性自愿停止泄露其婚姻状况和孩子数量。

 
“女性担心，如果她们不提供此类信息，她们将处于不利地位” ，贝克尔说。“我们的结果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与现代家庭不和”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在美国， 18岁以下有子女的女性有71.5％在2018年工作或找工作。但是，对于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劳动率较低—65.1％。

 
根据2018年欧盟的一份报告，尽管欧盟女性的就业就业率增加到66.6％，但仍有19％的欧洲女性由于照顾子女而离职。公共政策尚未制定一系列措施来安抚企业雇用母亲的担忧。

 

 
虽然欧洲国家提供慷慨的产假，但雇主却要承担产妇保险的费用，这可能会使母亲和育龄妇女成为拖累其利润的重要因素。

 
为了纠正这个问题，贝克尔主张通过税收资助 “生育保险”，即让国家承担一部分产妇保险费用。 “这将使整个社会分担生育的就业成本调整” ，他解释说。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美国还有更远的一步，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要求雇主提供带薪产假的发达国家。

 
1978年的《美国怀孕歧视法案》旨在保护女性免受这种偏见。但数据表明，它仍然普遍存在。 1997年至2011年，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收到的与怀孕歧视相关投诉数量增加了46％（这是该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凯特琳·柯林斯采访了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135名中产阶级职业母亲。

 
柯林斯告诉半岛电视台说：“全民的带薪家庭假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补充说，缺乏支持性的家庭政策已对美国产生了真正的负面经济影响，而美国生育率现已达到32年内最低。

 
柯林斯说：“面对做母亲的斗争，一些女性会选择不生孩子。”

 
她说，鉴于研究人员已发现，成为父母的男性获得了工资增长—所谓的“父亲保险费”，因此还需要围绕性别角色进行文化转变。

 
柯林斯说，这源于“过时且有问题的想法，即母亲对家庭领域负有主要责任，包括照顾和做家务，男人主要负责家庭以外的养家糊口”。

 
这种感知可以迫使女性成为她们从未讨价还价的现实。杰森说，由于丈夫的收入能力，其家人很幸运能够轻松地享受减薪。但是，她补充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经济上依赖我的丈夫，这不是我想象过的。”

 
杰森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她希望工作场所文化能够变得更加支持家庭，孩子和父母。

 
“工作和养育子女往往都是压力很大的活动，没有边界” ，她说。 “在一起，我们应该感觉到有目的和充实，而不是变得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