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漫漫长夜》认为阿萨德政权不会倒台

巴沙尔·阿萨德通过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继续掌权，并在宣传战中赢得了胜利，使那些易忘记他在内战前犯下的所有罪行的人满意。

 
前法国驻大马士革大使米歇尔·杜克洛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说，“叙利亚政府只要相信它赢得了战争，就不会垮台”，并警告说，对西方来说，叙利亚内战类似于西班牙内战。

 
这位外交官现在是莫尼恩研究所的特别顾问，在他的著作《叙利亚漫漫长夜》中，他分析了西方在面对叙利亚冲突时的不足，并问道，无休止的叙利亚冲突是21世纪初“西班牙战争”的重演吗？

 
杜克洛斯说，在2012年夏冲突的第一年结束时，他认为叙利亚处于现代的“西班牙战争”中，他解释说，虽然历史立场从未以类似的方式重复，而当今世界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但相似性足以揭示，叙利亚战争对民主政体的挑战和20世纪30年代的民主政体一样。

 


叙利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

 
杜克洛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西方身上，他是否应该介入内战，以支持那些认为他们亲近的人，或者至少是那些与其对手作战的人？

 
该书作者提醒说，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年面临军事起义，而叙利亚爆发了反对现政权镇压的人民起义，并指出西班牙共和党和叙利亚叛军之间存在联系，他们双方都试图对抗一个成熟的独裁政权。

 
杜克洛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都选择了克制，而民主的反对者则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比如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他们在军事上大规模地支持佛朗哥，就像伊朗和俄罗斯今天支持巴沙尔·阿萨德一样。

 
该作者说，民主政体让诸如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采取行动，来支持共和国，同样，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也能自由地引导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该作者指出另一个相似之处，即西方国家以前认为西班牙人民阵线是可怕的，叙利亚叛乱从一开始就被怀疑是伊斯兰主义，即使它是非暴力的，并且为接近西方的思想而示威。

 
当记者马克·西莫问及叙利亚“国际内战”，叙利亚是否正在发动一场新的冲突时，杜克洛斯回答说，情况不一定如此，他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与由于参与方众多而解脱的叙利亚冲突不同，巴尔干战争仍然有限。

 
在谈到葡萄牙画家瓦斯科·加尔加洛描绘被俄飞机摧毁的阿勒颇市的画作《哈尔博尼卡》时，该作者说，这与1937年毕加索的画作《格拉尼卡》没有区别，该画作描绘了（1936-1939）西班牙内战期间被纳粹飞机炸毁的内尔内市，只是它的主人公是普京和阿萨德。

 
在 2015 年秋直接干预之前，俄罗斯确保了该政权的网络安全和防空，随后土耳其人在反伊斯兰国的战争中，对得到美国和法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进行干预，这场战争演变成地区性内战，然后演变成国际冲突，伊朗、以色列、俄罗斯、美国和土耳其以及多国恐怖分子都参与其中。

 
该作者提到了苏丹局势，他认为，有证据表明，苏丹局势与叙利亚局势的某些方面相似，因为沙特和阿联酋施压，试图遏制人民运动，而中国和俄罗斯，则阻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议，就像叙利亚的情况一样。

 


暴力和恐怖政权

 
在回答以下问题时：为什么叙利亚政权没有动摇，当“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席卷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和利比亚的卡扎菲？杜克洛斯说，第一个原因是哈菲兹·阿萨德于1970年建立的叙利亚政权的性质，该政权的结构建立在少数派的基础之上，因为它依赖于阿拉维派，并通过暴力和恐怖手段确保其连续性。

 
该作者以1982年发生的哈马大屠杀为例，当时哈菲兹·阿萨德诉诸极端暴力，据该作者称，有15000至20000人被杀害，该政府认为他消灭了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带来了30年的平静。

 
第二个原因是，巴沙尔·阿萨德在面对挑战时，选择了极端暴力反对2011年在达拉举行的第一次示威游行，用血流成河来阻止革命，而他的大好机会是爆发叛乱时，正值西方公众舆论和决策者，尤其是美国，厌倦了对外干预，让这个地方向普京的俄罗斯敞开大门。

 
因此，在俄罗斯利用这一真空向西方人表明，他不再接受西方强加给其盟友和追随者的政权变革，叙利亚冲突使俄罗斯成为了超级大国。

 
通过2015年秋对叙利亚的军事干预，普京希望以很少的军事手段，恢复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并取得了比他预期的更大的成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首次出现危机而美国未发挥核心作用。

 
杜克洛斯说，2013 年 8 月和 9 月，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公民使用化学武器，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离任，没有实施越过红线的打击，因此，美国从中东撤军是显而易见的。

 
当记者问及叙利亚冲突是否代表西方干预的结束时，杜克洛斯说，在叙利亚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但西方人在有选择地、有限地发动袭击，以告诉阿萨德他们是认真的。

 
该作者说，叙利亚政府目前赢得了宣传战，特别是因为它是基于真实因素的有效宣传，并且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伊斯兰主义者的崛起是一个现实，而这个对它负有主要责任的政权能够包裹在保护基督徒的世俗权力外衣中。

 
该作者认为，这个故事是由该政权推动的，它的力量来自公众舆论所愿意相信的，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人们忘记了内战前的所有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