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国家正在自我吞噬

阿拉伯地区那些根深蒂固的国家成功阻断了阿拉伯之春的前进，而这种成功却又会将它带向自我毁灭的境地，无论这些阿拉伯政权对社会的镇压、摧毁与暴力行径会上升到怎样的高度，它最终都无法关上这个已经打开的魔盒。

 
瓦达哈·坎法尔在美国杂志《新闻周刊》上发表文章称，如果社会支持中东地区的改变，那么，国际社会的价值观、惯例与利益就将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坎法尔曾是半岛媒体网络的管理层官员，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八年前，当埃及人民为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而欢欣鼓舞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罕有的时刻，因为自从现代国家政体出现以来，中东地区政治历史上的转折点通常都是绝望的产物，而充满希望的时刻是非常罕有的。

 
更为危险与专制

 
坎法尔认为，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与阿拉伯之春的大范围爆发，这些都是罕有的时刻，当时，人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胜利。但是，紧随这些闪耀着希望光芒的时刻而至的，却是反革命浪潮的出现，因此，如今的阿拉伯世界变得比近代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更为危险与专制。

 
作者还指出，历史与时间对这场阿拉伯大起义的影响，现在已变得非常清楚，但是，阿拉伯之春的意义及其本质，目前仍然存在争议。另外，对于“这些起义究竟代表什么”的问题，也非常难以回答。

 
坎法尔认为，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的困难，任何一个答案，都将指出回答者在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中所持的立场，以及在地区的社会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中所持的立场。

 
失败与腐败的结果

 
坎法尔认为，阿拉伯之春本身就带有结构性的缺陷与毁灭性的因素，这些起义是阿拉伯国家在失败、腐败及合法性丧失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起义代表着阿拉伯国家的消亡与终结。

 
在构成与变革的层面上，作者认为，从这些起义中传播出了新的政治幻想与心理，使人们进入了理想主义的新时期。而这种理想主义最重要的主体就是年轻一代——他们有着新的幻想，也有能力在阿拉伯世界重新塑造国家，并给予其重多的民主合法性，使之拥有实行善治的充足工具。

 
正如作者所言，这种理想主义所快就被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国家及反革命势力所击退。这些阿拉伯世界的古老国家，在两大因素的作用下，远离了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即对专制性的安全机构的控制，以及广泛的国际支持。这两大因素的界限是竞争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当时却被旧有的政权所拥有，以打击阿拉伯之春的势力。

 
自我吞噬与毁灭

 
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在这些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国家之中，反革命的回归也并不顺利。暂且不谈反革命势力对阿拉伯年轻人的想幻想与理想主义所带来的打击，单看这种回归本身，就已经给阿拉伯国家带来了完全的毁灭，它声称具有合法性，为防止变革，它可以使用更为严厉的镇压与破坏手段。

 

阿拉伯国家的极端专制加速了它的解体、衰落与崩溃 [半岛电视台]

 
作者列出了埃及塞西政权针对反对者所进行的镇压行动的数据，包括杀害、监禁与强制消失等手段，并鼓励埃及的“新形式专制”，针对所有捍卫人权的人士发起行动，特别是女性。

 
尽管如此，坎法尔认为，新形式的极端专制对阿拉伯国家而言，会加速其解体，提高其衰落、崩溃的可能性，此外，这种专制还将把埃及带向恐怖主义，并对国家的本质产生可怕的后果。

 
内战、资本与人员的迁出、极度的贫困，以及缺乏对未来的信心，这些都成为了中东历史新篇章上的主要特点，而这些特点无法继续捍卫其存在。

 
这种自我摧毁，为这种根深蒂固的阿拉伯国家创造了机会，以提出新的愿景和政治幻想，而在国际方面的支持下，二者还能够在政治上更为成熟。

 
政治成熟

 
在内部，政治成熟的基本要素在于建立一个能够跨越意识形态界限及其他界限的联盟国。阿拉伯之春的势力应该意识到，这种革命不应仅仅局限于一种颜色，也不应该是某个群体的专属，而应该是为了实现阿拉伯人民的普遍利益。

 
坎法尔补充道，这些革命的力量及生命力，来自革命颜色的多样化及其包容性，这种多样化与包容性，应该通过公议及在政治层面上建立联盟来体现。

 
而在外部，国际社会应该意识到，阿拉伯之春不会仅仅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随着新的幻想与捍卫力量的出现，阿拉伯之春事实上已经开始改变当前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局面及社会状态，它使那些专制政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脆弱和恐惧。

 
坎法尔还引用英国《卫报》的报道称，当法国发生“黄马甲”抗议之后，埃及政权禁止民众穿着黄马甲，这种禁令将这些政权内心的恐惧与不安全感完全暴露在外，这与阿拉伯之春前后，地区的专制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