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革命者的革命》:理解阿拉伯之春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人开启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政权 [路透]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人开启阿拉伯之春,推翻了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政权 [路透]

阿拉伯革命爆发七年后留下了什么?

社会学家阿斯夫·贝亚特(Asef Bayat)在其2017年8月出版的《没有革命者的革命》(Revolution without Revolutionaries)一书中作出了回答。阿莱恩·葛雷什(Alain Gresh)在法国网站”东方二十一”上发文对此书分析道:

阿斯夫·贝亚特是一名国际公认的学者,曾经历过中东两次革命时期–1978年至1979年伊朗沙阿政权被推翻时期,以及2011年至2012年埃及革命。因此这位见证者有资格对这些经历进行比较。

1979年的伊朗,”革命”的概念引起了很多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共鸣。 就如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革命也深深植根于政治伊斯兰教的地主之中,其中以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里·沙里亚蒂的象征性人物为代表。

随着沙阿的垮台,国家机器崩溃,广泛社会运动的发展,包括占用农田、住宅宅和工厂,当时共和主义的理想–将人民主权的主张和社会正义结合,点燃了人民心中的火把。

那是革命的年代,特别是在第三世界,从也门到巴勒斯坦,从拉丁美洲到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突出标志是越南人民战胜了美国的强权,以及殖民帝国最后的残余势力的崩溃。

所有这些斗争都激发了伊朗革命者的想象,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宗教信徒。当时,民众普遍敌视西方列强(首先是美国),而社会主义思想也占据了许多领域的主导地位。

即使是穆兄会运动,那时也呼吁”伊斯兰社会主义”。可见,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密切相关。

但30年后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命消失了,我们生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如今的声音,无论是世俗的还是伊斯兰的,都接受市场经济、产权关系和新自由主义思想。”

这一转变使世界上的对立派变得非政治化。现在,他们着重于捍卫人权、个人权利、妇女和少数群体的权利,却没有时常意识到这些权利的获得与社会和经济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2011年2月14日埃及人庆祝穆巴拉克的倒台 [盖帝图像]

激进冲动

尽管阿拉伯革命像野火一样蔓延,从摩洛哥到叙利亚,在六个月内推翻了四个独裁政权,他们从未参与,或甚至从未要求彻底打破旧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是否应该把自那时以来的多次失败归咎于”反革命”?

作者认为,这种解释过于简单,因为革命运动总是会产生”反革命”。

因此,问题在于,这些革命是否有足够的革命性,来抵消反弹的风险?
在阿拉伯世界里,答案是否定的。

既然当时变革主要参与者既没有计划,也没有一种可以被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称之为革命?

“是的”,这也是本书题目《没有革命者的革命》所回答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随着”最底层者”的突然出现,这一变革的过程已脱离了煽动者的控制,几十年来这些”穷人”已经发展出了反抗和斗争的策略。

在这一点上,贝亚特对新自由主义下的城市生活进行了分析。大规模的城市化和政府职能缩减导致的转变,公共部门的缩减,促进了兼职和非正规就业。这导致了许多边缘化人民,即城市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底层,被强迫生活在公共场所,沦落街头。

这种”户外空间”作为城市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资产,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永久冲突的空间,特别是随着城市激发了国家越来越无法满足的新需求,尤其是在服务方面,但国家提供的仅仅是纪律和惩罚。

2011年埃及革命前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埃及人对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需求大于就业。

年轻人的集体意识,同样也是街上被锻造出来的。无论他们是小贩、标新立异的年轻人,还是狂热的球迷,他们都无法避免挑战以警察为代表的现有秩序。

但穷人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是有组织的,有街头政治的,这是作者所说的”社会无运动”。它不同于社会运动,因为它们首先是针对行动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

这些运动立即执行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行动并没有与日常生活分离。
作者分析了”大群人”的力量如何使这些被认为是非法运动正常化和合法化。这”一大群人”可以捕捉和占领社会的权力空间,在这空间中,底层人可以培养、巩固和再生产他们的”反权力”。”他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效果并不一定在隔离中消失,他们可以联合起来,产生比他们个人总数更强大的动力。”

这种阻力表现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街头小贩接管一片领土,或一片土地被掠夺,一个非法机构的诞生,年轻人维护他们玩乐的权利,或者穆斯林妇女呼吁拥有公共空间的自主权。

笔者认为,这些”运动”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赋予了”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性,使其超越了狭隘的理性思维框架,但却没有延续下去,因为政治阶级渗透着无法克服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虽然阿拉伯革命在实践中,表现出边缘人激进冲动的示威和倡议,但并没有严谨的思想表达、意识形态框架或社会运动来巩固行动。”

恰恰相反,”伊斯兰自由主义者和精英中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削弱了这些行动,这与上世纪70年代的情况截然不同。


2011年3月18日,叙利亚革命在德拉爆发 [路透]

缺乏视野

这种缺乏视野的现象暴露了”街头政治”的局限性。”开罗解放广场、马德里的太阳门广场及纽约的自由广场的抗议活动,确是最近记忆中街头政治最非凡的表现了。但正是这种平凡时候的‘非凡’暴露了其局限性;即它们不能持久……因为本质上它们是脱离日常生活的。”

在这一层面上,阿拉伯世界比西方更是如此。具体来说,长期的示威游行带来的”不稳定”,意味着穷人生活条件的恶化,旅游业的衰退,投资的下降,以及被几十年来的腐败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弱的政府的进一步崩溃。

阿拉伯革命最重要和持久的成就之一是”意识的改变”,体现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舞台的突然出现并引发讨论,这是前所未有的。

例如,西方舆论-例如令人震惊的新闻标题”伊斯兰的堕落”反映了该现象其中的一面:萨拉菲派和保守思想的崛起,胡须男子和罩袍女人和风纪缉捕队的出现,从而贬低了多元化、世俗和世俗政府(civilian government)、妇女权利和无神论的公共表达。

尽管权威的”大棒”回归,尽管发生了战争,但这些新的动力不太可能会消失,它们只是换上了伪装的新衣:有时是文化,有时隐藏在地下,但一直活着。

在这漫长的征程结束之际,我们不禁要问:除了这一点特殊性-尤其是在跨国组织如基地组织和ISIS的不断攻击下,民族国家的弱化–“阿拉伯局势”是否真的如此特殊?

多年来,一种意识形态的桎梏随处可见,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话总结,”别无选择”。我们被告知,我们必须放弃任何深刻变革的想法,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变革或开放的自由贸易,才能通往更好的明天。但牺牲的是,那些经历政策影响而被迫绝望,并迷恋血腥革命乌托邦的人。

来源 : 法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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