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的故事——讲述巴勒斯坦“灾难日”的由来
1948年，当犹太复国主义帮派开始所谓的种族清洗时，巴勒斯坦人民遭到恐吓。数千人遇难，为了让家人安然无恙，数十万人逃离家园，在未来70年沦为难民。
这是”灾难日”（Nakba），大浩劫。
在几乎一个世纪之后，”灾难日”仍然影响着世界各地数以十万计的生命。
半岛电视台将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并将它们编织成于一个虚拟角色”努尔X（Noor X）”。努尔是虚构的，但努尔故事中的痛苦确是千真万确的。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人愉快地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耕种，过着安静的乡村生活。他们的土地证明他们是谁。
“我们在自己的农场里，安全和快乐。我们的家园很美，我们的土地是绿色的，我们收获了苹果，杏，桃子，橄榄，蔬菜。那是最美好的日子。”
周围的美景成为和努尔一样的人民的文化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的刺绣，编织，歌曲，诗歌和艺术蓬勃发展。
“每当有婚礼的时候，他们都会让我来画新娘手脚上的指甲花图案。我也会和我的表兄为客人唱歌。他们总是说，没有我的婚礼就没有味道。”
乐趣和游戏并不是所有;教育也非常重要。
“我父亲关心我们的教育，并坚持把我们送到学校。我上学到七年级。”
灾难日
在灾难日降临的前几年，巴勒斯坦人抵制英国增加犹太人移民和将阿拉伯人迁至犹太人土地的企图。
“人们普遍认为，是灾难日难民太天真了，但那是完全错误的。 难民们知道他们的阴谋。”
在英国决定退出巴勒斯坦之后，巴勒斯坦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权力平衡倾向于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利。
“严重的炮击，恐怖以及缺乏有组织的阿拉伯军队（来捍卫我们）是我们困境的主要原因。”
为了创造以色列的国家，犹太复国主义部队袭击了巴勒斯坦，摧毁了约530个村庄。
大约1.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超过75万人被迫直接或因家人的安全逃离家园，逃离该国。
“我们村的人很害怕，他们催促我们离开。我的母亲因德尔•亚辛（Deir Yassin）和贾法（Jafa）被屠杀的消息而感到恐惧，所以她决定和她的孩子一起逃离。”
“村庄遭到袭击，炮弹和重机枪炮轰，85名烈士在这场大屠杀中丧生。”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对巴勒斯坦的种族清洗也是如此。在70多起大规模暴行中，数百名巴勒斯坦人遇害。
“我的叔叔和他的儿子被犹太复国主义帮派杀害。我的岳母的腿上受了伤，当我的祖父赶去救她时，他们在她的土地上杀了她。
“在我们在1948年离开家时，我的儿子才只有一周那么大，我把他放在我头上的篮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除了两条毛毯和一些衣服。”
大多数难民在离开后就几乎没有什么财产，他们认为一旦战斗结束，他们在几天内就能够返回家园。 他们徒步走了几天，然后到达最近的庇护所。
“在Dayr Sunayd，我的兄弟告诉我，我需要休息和喂养我的儿子。 当我做完后，我无法在人群中找到他们。我独自一人前往加沙，花了两天时间才最后和家人团聚。”
“在加沙，我们度过了当时生活中最为艰难的夜晚。我们睡在天空下的沙滩上。我们在寒冷的路上度过疲惫的一天之后，没有什么可吃的。早上，我妈妈决定回去拿食物，毛毯和用品。”
努尔的母亲再也没能回来。
许多乐观的难民决定回家去取更多的食物和用品。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回来过，他们有的是被打死，还有的困在战场。
营地生活
“有一年时间，我们只能在露天和树下的沙地上睡觉。我们抵达加沙时处境恶劣。最后，联合国为我们提供了帐篷。”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于1949年12月成立，在灾难日之后的一年里，为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工作机会和直接救济。
“帐篷里的情况非常严峻，一个帐篷里大约容纳10个家庭，中间只用布料分开。
“六七个家庭只能共用一间浴室。我们在联合国排队等待食物和水。像其他家庭一样，我们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我们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救济物资维持生活，而在学校里，我们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发放的文具。”
一些营地设有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巴勒斯坦难民可以继续接受教育。这意味着努尔可以继续他的教育。
“在营地中，我完成了高中。我很聪明;我还会说四门语言：英语，法语，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努尔回忆那些在营地的日子，不仅濒临崩溃。尽管当地社区和近东救济工程处给予了支持，但许多巴勒斯坦人仍旧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
随着营地的条件逐渐好转，帐篷最终被砖块取代，人们重新寻找他们在大灾难中失去的亲人。
努尔的父母当时没有一起走，于是寻找他们的旅程开始了。
“当时有一个关于”以色列电台”的广播节目，节目中巴勒斯坦人可以向他们的家人发出问候和信息，无论他们是在难民营内还是在1948年的领土内，希望他们能够接收到这些信息。”
努尔从电台得知，其他城镇居民因犹太复国主义帮派流离失所。但是，没有任何关于努尔父亲的消息，努尔母亲和兄弟也杳无音讯。
“我以前每天都热切地等待这个节目。这是我了解我的家人的唯一方式，所以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卖了一块黄金去买了个收音机。”
很多难民顽强地抱有希望，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家中。
“我的公共没有为我们的家支付年租金的想法。他每月付费，希望他能在下个月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园。可他月月付费，长达30年。”
1967年
努尔与公婆一起生活，希望回到家乡， 1967年战争的爆发为巴勒斯坦人带来希望。
“1967年的战争重燃了我们的希望。我记得当时的老人们互相传告说：’准备好回到你的土地;马上就能回去了’。但是，他们的希望在阿拉伯军队失败后消失了。每个人都在哭泣;悲伤弥漫在难民营中。”
“在战争期间，我们留在树林里。我们没有什么可吃的;当我们可以回到营地时，我们正在吃草。但我们没有逃离，我们又能去哪里？我们的前方只有海。”
到1967年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占领了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其他地区，包括许多难民居住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这些人注定要与1948年将他们赶出家园的同一部队再次相遇。
“1967年，以色列人在被占领土撤出人民运动。他们想把他们的巴勒斯坦人清空。”
对于在1948年之后被迫分离的许多家庭而言，这是寻找亲人的一个机会。在努尔与家人分开19年之久后，机会来了。他们前往难民营。
“我没有认出我的父亲。他的白发显得那么老！但是最让我震惊的那一刻是，当我看到我的母亲坐在轮椅上的时候。她瘫痪了。”
努尔停了一会儿，望了望，试图收回眼泪……
“那天我们都哭了很厉害。我看到他们很高兴，但同时，看到我母亲的状况又很悲伤。她一直是一个坚强，活跃的女人。”
“我问我的兄弟，他们为什么没有在收音机节目上发送信息。他说他们不会接受在以色列电台节目中讲话。”
巴勒斯坦难民现在生活在非法占领之下;他们似乎永远不能回家，却又必须接受这种绝境提供的一些小小安慰。
“在那次访问之后，我能够和我的孩子一起去看望我的家人。我参加了我兄弟的婚礼，然后是我父亲和母亲的葬礼。”
许多巴勒斯坦人因营地难以忍受和逐渐恶化的条件感到沮丧，他们选择前往邻国，寻求更好的生活。
“我的家人对这次失败深感痛心。那年，我的哥哥们去了科威特。许多人离开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回到自己城镇的希望。”
但并不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离开了，还有许多巴勒斯坦人投身于抵抗占领的活动。
“1967年的失败是我加入抵抗运动的主要原因，我感到非常遗憾。”
“1970年，我因与以色列部队发生冲突而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我在监狱里，花时间研读哲学和经济学。”
“当我出来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我加入了，领导游行，加入工会。”
回家的渴望
在以色列占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后，许多难民回到他们的城镇，重回他们留下的土地和房屋。
“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以色列工作，在我被驱逐的城市工作。当时对行动的限制很轻，所以我决定，第一次将家人带回故乡。”
“当我告诉老人们，我会带他们回到自己的土地时，他们几乎快乐得要跳起来。他们当晚无法入睡。最后，他们会看到他们的家园！”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到达的那一刻。他们痛苦地哭泣，冲向他们的土地。我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亲吻一棵她父亲种下的树，他被谋杀了。其他人跑到村里的墓地，拥抱坟墓。我们看到了好的葡萄园和石榴果园。我听到他们说‘这是我种的树。这是我们用来种植它们的地方。'”
“我为他们感到非常高兴，但同时也很伤心。”
“如果我有机会回去，我马上就起床，现在就去，分秒都不耽搁。”
随着时间的推移，努尔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必须把钥匙，记忆和梦想，传递给年轻一代得巴勒斯坦人，以便他们能够守护和传承这些。
“我总是告诉我的孩子和孙子们，我们原有土地的鼎盛时期。我们家园很珍贵。”
“每年的五月，我都带着孙子们到边境去看望我们得土地并拍照。我经常告诉他们，我们的土地和他们的返回权。他们总是问我：’你什么时候能再带我们回到我们的土地？ “
第三代
努尔有30个孙辈，其中许多分散在不同的国家，这取决于他们的父母在哪里找到工作和住所。 他们的散居增加了他们要彼此联系的渴望。
“我有从未见过的（家人）。有些人能够不时拜访，但不是在第二次起义之后。我只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们的照片，并通过Skype与他们交谈。”
“一年前，我参加了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那里寻找家人。我找到了一些亲戚，他们很高兴见到我。”
“作为第三代难民，我们渴望了解我们的根源。在耶路撒冷遇见家人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我们从被盗的土地上继承了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的悲伤故事，但不管这些故事多么悲伤，我们都保持信仰。”
现在处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的巴勒斯坦难民仍然渴望回家，并为此努力。
“我是一个难民，我有权返回.这项权利没有过期，在法律上和国际上都可以得到保障。我参加抗议活动，以向世界发出一个信息，我们不只是数字，我们是人。这个世界需要停止将我们视为需要援助和帮助的人;我们是真正有尊严的存在。”
“我们的流离失所现象是暂时的，难民们在进入帐篷并最终进入难民营之前就住在边境附近。今天我们正在扭转局面，我们将回到边界并逐渐返回我们的土地。
“我宁愿留下’难民’，争取回归而不是重新安置。这就像有人偷你的继承。我宁愿战斗，也不愿失去继承权。”
对于接受采访的巴勒斯坦人来说，灾难日并不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灾难日是仍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影响他们希望和梦想的现实斗争。他们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巴勒斯坦难民毕生都是为了达成一件事：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