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妇女如何领导成功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纳依拉·阿亚什(左)走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起义期间的示威游行队伍中  [Luisa Morgantini / Just Vision]
纳依拉·阿亚什(左)走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起义期间的示威游行队伍中 [Luisa Morgantini / Just Vision]

被占领西岸,拉马拉(Ramallah)–推动女性担任领导职位的运动更有可能实现其目标。因为运动者们使用的非暴力手段比暴力活动成功的几率高出一倍。

以下是对1900至2006年间的323次重大政治冲突的研究结果。

非暴力运动造成身体伤害的可能性较小,并且会推动建立更加和平民主的社会。

运动采取非暴力方式的最大因素是其对于女性社会角色的意识形态。当运动包含性别平等的因素时,采取非暴力方式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并更有可能成功。

两名巴勒斯坦妇女与半岛电视台分享了她们的经历,讲述了她们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起义期间是如何成功领导针对以色列占领的非暴力抗议活动。

第一次起义1987-1993

在遭受以色列二十年的军事占领后,一辆以色列卡车与一辆民用汽车在加沙相撞-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成为冲突爆发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怒不可遏,抗议活动爆发并蔓延到西岸–起义开始。

纳依拉·阿亚什(Naila Ayyash)当时20多岁,很快看到在拉马拉发放的传单,其中列出了巴勒斯坦人游行的要求和指示。阿亚什和她丈夫将该传单打印出来,并前往加沙发放。

“人们为这次起义活动做了很多准备活动,尤其是在加沙,地面情况在一天天变化,” 阿亚什告诉半岛电视台。

“所有的政党都同意在起义的统一协调领导下,当时的所有政党都非常强大,尤其是党内的妇女运动。”

每个巴勒斯坦主要派别都成立了妇女委员会,伪装成家庭组织。由于加入任何政党或学生会都是非法的,这些妇女委员会在公开场合组织编织、缝纫和烹饪活动,但他们私下里是在策划起义。

因多人在黎巴嫩被驱逐,随后在突尼斯流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领导层出现空缺。无数巴勒斯坦男子被驱逐、杀害或监禁。女性填补了这一空白,并成为了起义的支柱力量。

这是人们在不需要等待巴解组织海外指示的情况下,第一次采取行动。正是妇女组织了这些大规模罢工,建立医疗队以提供医疗服务,访问遇难者家属,并为以色列当局关闭的大学和学校确立替代场所。如果在政府一级出现问题,妇女都会解决。

他们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以色列商品抵制活动,最终迫使以色列政府在销售下滑后被迫进行谈判。

直到那时,巴勒斯坦经济需要依赖以色列商品,但妇女们组织了农业合作社,教会妇女如何在自家后院种植食物。

“我们与女性合作,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在经济上支持她们的家庭。她们学会了如何编织、缝纫以及开展有助于赚取收入的传统项目。我们试图改变传统的女性形象,尤其是在加沙,” 阿亚什说。

在动荡时期,作为女性具备优势。与男性不同,女性在宵禁时间可以更自由地行动。她们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分发藏在面包篮里的公报。以色列当局从未怀疑过她们。

“以色列人以为只有男子才会参加[起义],” 阿亚什解释说。 “他们不认为这些女人很活跃。”

在他们眼中,解放就在眼前。妇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确信她们即将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几位妇女组成了1991年参加马德里会议的巴勒斯坦代表团,会议期间她们要求结束定居点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

然而,她们当时并不知道,巴解组织正与以色列在挪威签署一项秘密协议,该协议允许以色列以更低的回报继续占领。

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叫停了她们艰难的马德里谈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成立篡夺了基层抵抗力量。

占领不仅继续下去,而且出现了更多的检查站。以色列非法定居者增加了140%。

此外,妇女现在需要监护人才能申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护照。

 “平民的抵抗力量非常强大,因为这会给以色列人带来问题。这为他们制造了噪音,”阿亚什解释道。

“巴勒斯坦人将继续努力,直到他们拥有自己的权利。这很困难,而且我不知道这还需要多少年,但最终以色列人必须知道他们没有别的选择。要么给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权利,要么像这样继续下去。他们试图用各种方法迫使巴勒斯坦人离开巴勒斯坦,但巴勒斯坦人将继续存在。”

第二次起义2000-2005

2003年, 15岁的伊提扎木·莫拉尔(Iltizam Morrar)听说,由于”安全”原因,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修建了隔离墙,但因为没有媒体,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旨在反对设立该墙的任何游行。

很快,这堵墙就修到了莫拉尔的村中。

根据计划,这面隔离屏障将切断他们的村庄,没收约5千英亩的土地,并拔除3千棵橄榄树,而这些树对村庄的经济至关重要。

居民们很快意识到,这堵墙与安全无关,而是掠夺他们的财产。

莫拉尔的父亲阿耶德·莫拉尔(Ayed Morrar)开始组织抗议活动。

莫拉尔成长过程中,一直听到家人如何参与第一次起义的故事,她也渴望为抵抗运动作出贡献,决定加入当时只有男子参与的抗议活动。

许多年轻女性都不愿意加入这项 “只有男人参与”的活动。起初,她设法召集5名女同学加入放学后的抗议活动。

但很快,她便激励了更多的女性加入。第一次抗议结束时,男人们开始离开,女人们继续抗议并呐喊–她们没有离开。从那时起,每当有抗议时,她们肯定会说:”欢迎每个人的到来–男人和女人。”


约旦河西岸,莫拉尔设法召集妇女加入反对以色列在村庄设立隔离屏障的抗议活动 [Mersiha Gadzo /半岛电视台]

这场运动转变为由女性领导的非武装斗争。他们挽救村庄的可能遥遥无期,但他们设法颠覆了城墙计划,拯救了他们95%的土地。

“参与的人越多,运动成果就越大,”莫拉尔解释道。

“当女性参与时,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运动变得比原先有效果多了。”

“如果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那么批评就会更少,鼓励就会更多……当我们站在一起时,就能表现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做些什么。这是一个全村运动。”

对她而言,最可怕的时刻,是当她跳到一辆推土机前,这辆推土机原本将破坏数百棵橄榄树。

当天,警戒线约有200名以色列士兵保护推土机,把村民和橄榄树分开。推土机已经摧毁了约60棵橄榄树,并且还在继续挖掘,村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士兵,”莫拉尔说。这也是村民们第一次遭遇催泪瓦斯。

然而,莫拉尔注意到仙人掌树和士兵之间有空间,于是她穿了过去。突然间,她发现自己处于推土机的前面,于是她迅速跳入推土机正在挖掘的洞中–这是一个威胁生命安全的决定。那年早些时候,以色列推土机在加沙地带杀害了美国活动人士雷切尔·科里(Rachel Corrie)。

“整个过程,我一直在看[司机]的脸,这真是太可怕了,任何动作都可能杀了我,即使是不小心,”莫拉尔说。

“但是,当你的目标是阻止推土机摧毁土地时,你能看到的只有你面前的目标……你一直思考的是,如何到达推土机的位置,如何去保护橄榄球树,如何跑到士兵后面。”

然而,士兵们开始迅速追她,警戒线打破了,村民们冲向推土机。士兵和机器很快被迫撤退。

“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胜利。在此之前,我们很绝望,等待,站在那里,无计可施……这个突破让人感觉很好,”莫拉尔说。

莫拉尔解释说,村民能够成功防守归功于他们每天都在不断抗议。

当以色列人决定开始施工,每个人都会立即得到通知,几分钟之内,整个村庄都会赶到现场进行抗议,直到士兵撤退。

“关于这次守卫村庄,重点在于持久性。我们知道要做什么,并且我们每天都在为之奋斗,”莫拉尔说。

“我们的组织工作做得很好,我们要实现一个目标,并且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制造冲突;士兵们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保护我们的土地。”

阿耶德也清楚表明,包括女性在内的运动与不包含女性的运动相比,截然不同。

“你必须充分利用你的力量,我们知道,女性是我们一半的力量,”阿耶德说。 “每个人都知道,女性是人口的一半,但很少有人知道,女性是我们力量的一半。”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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