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如何将自己转变为地区大国？

伊朗在过去四十年中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变化，而今天已成为中东的主要参与者，撼动了该地区的地区制度，这一切是如何实现的呢？

这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伯纳尔· 霍卡德在”世界外交”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长篇文章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现代伊朗国家是16世纪建立的什叶派国家，但是巴列维统治者在1979年被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伊朗革命推翻之前，为了其政治利益已经将宗教边缘化。

什叶派群岛

霍卡德认为，霍梅尼革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考虑到在这个激流勇进的逊尼派海洋中被边缘化的什叶派人数，因此在其宣传中就一直强调整个伊斯兰民族的统一，以便输出其革命价值，并一开始就选择对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作为在穆斯林世界获得同情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德黑兰将黎巴嫩的真主党建立为其在黎巴嫩的永久盟友，作为在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主要政治参与者，一个能够采取军事或非常规行动的武装力量，同时也是排斥以色列阵线的先锋。

这一战略开始取得成果，促使2000年5月以色列结束了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并于2005年参与到加黎巴嫩政府中，在叙利亚战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但是这一战略与在科威特、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接触中并没有成功，如果他们从支持革命伊朗中受益，但是在国家非宗派派别的反对下，他们的干涉会削弱与其国家内部其他力量的联盟，因此他们仍旧会退缩。

在阿富汗，伊朗一直支持什叶派，并在依旧动荡的环境中向他们提供宗教和军事训练以及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什叶派均向德黑兰提供了不少其使用的民兵分子，特别是在叙利亚的战斗中。

在也门，扎伊迪少数民族与什叶派伊朗并没有联系，而将二者联合起来以反对沙特利益的胡塞叛乱使伊朗有机会对抗沙特在该地区的政策。

伯纳尔· 霍卡德：真主党是伊朗在黎巴嫩的军事和政治之翼（路透社）

德黑兰和伊拉克的关系则是完全不同的，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不是库姆和马什哈德，这两座城市都有着什叶派最重要的学校和圣地，并且波斯和阿拉伯什叶派之间的对抗反映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传统敌对状态。特别是伊拉克最有影响力的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根据法理学家的授权对伊朗什叶派的教义进行了反对。

同样伊朗在伊拉克的存在与强烈的伊拉克民族主义相冲突，伊拉克民族主义是复兴党独立和集权一个的世纪继承者，1980年至1988年两国之间八年的战争更加剧了伊拉克民族主义。

叙利亚几乎没有什叶派，但自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1971-2000）时代以来，阿拉维派已经正式称自己为什叶派，并巩固了大马士革和德黑兰之间的联盟。

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日益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与什叶派群岛的关系十分重要，伊朗从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干涉主义受益颇多尽，如2001年推翻阿富汗塔利班的运动和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的垮台，更何况到处都是圣战分子的失败和迫害，这都促使伊朗在该地区的势力不断扩大。

在伊朗人看来，利雅得象征着自1979年以来将伊朗边缘化的君主制度的嚣张气焰，以建立一个经济、媒体和政治帝国为目标，在西方国家的无条件支持下，在整个地区强加霸权，这正是沙特所说的全力以赴。

 冷战

的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冷战中可以依靠什叶派群岛或类似的少数民族，并且伊朗确实能够为其盟友提供决定性的支持，特别是在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圣战分子的斗争中，但是霍卡德认为伊朗和沙特之间的竞争根本似乎在种族或宗教方面更具政治性。

在此背景下作者回顾了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胜利故事，他说到：”在革命卫队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干预下，伊朗赢得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在边界外进行的军事战争的胜利。”他认为伊朗革命卫队耶路撒冷旅指挥官盖萨姆·苏莱曼尼的作用是”关键的”。

这次军事胜利再加上德黑兰在2015年7月14日与六大超级大国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的另一个重大外交胜利，使伊朗摆脱了外交和商业孤立。

但是，由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反对取消对伊朗的最终制裁，伊朗并没有从这些胜利中获得多少利益，也没有实现其所寻求的经济复苏，这意味着伊朗经过近四十年的冷静、遏制、国际禁止和战争的威胁，作者认为它还远未被认为是”自然的”地区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