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青年斗争发生了什么？
Published On 2018年2月12日
占领约旦河西岸，拉马拉 （Ramallah）–1987年12月，一场在加沙贾巴利亚难民营（Jabalia）开始的本地抗议活动，尔后蔓延到约旦河西岸，并迅速发展成一场大规模起义。 这是长达六年之久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First Intifada）的开端。 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遭受了二十年的非法占领后，各代巴勒斯坦人与各政党凭借惊人的团结精神化为一支部队，要求巴勒斯坦解放。 第一次起义依靠抗议、普遍罢工以及抵制以色列产品等非暴力手段，成为基层抵抗运动的典范。 “我们曾期待这次起义会让我们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国家，[这个运动]是强大的，不像现在这些日子，”奈拉·阿亚什（Naila Ayyash）说，她在起义爆发时才20多岁。 “那个时候，政党力量强大，尤其是党内的妇女运动。” 据在起义开始时还是新生的卢拉·萨拉梅赫（Rula Salameh）说，当时拉马拉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里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政党。所有的学生都投入时间与精力来帮助社区，并致力于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巴勒斯坦人。 萨拉梅赫解释说，由于以色列的军事区和定居点就在他们的土地附近，士兵们通常不允许居民在橄榄收获季节进入田地。 萨拉梅赫说：”这是人们在不遭受士兵袭击的情况下，第一次收获所有的橄榄。” “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完全不同。志愿工作在那时当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正在为社区做积极的事情。而这不是在浪费我们的精力。 “ 虽然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推动第一次起义的引擎，但如今的青年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动态。
卢拉·萨拉梅赫 [梅尔希沙·贾德左/ 半岛电视台]
新的阻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初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塔赫(Fatah)政党和伊斯兰组织哈马斯(Hamas)都呼吁进行新的起义。与第一次起义时的数万巴勒斯坦人相比，这一次只有大约3千名抗议者现身。 比尔吉特大学学生会主席奥马尔·基斯瓦尼（Omar Kiswani）对半岛电视台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是政治活跃青年在当下最大的阻碍，因为学生经常因其在校园内的政治派别而遭到逮捕和监禁。 基斯瓦尼在准备参加学生选举时被捕。他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一年，因为他参与了哈马斯附属组织。 “他们说我们的工作是非法的，” 基斯瓦尼说。 “我们经常被捕，各方学生都遭到逮捕，但是哈马斯学生被逮捕的时候更多，我们已经习惯了。” 基斯瓦尼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名学生会主席和其他成员都曾被逮捕。
PA-以色列合作
21岁的比尔吉特大学学生叶海亚·拉比（Yahya Rabe）在凌晨2点被PA部队逮捕，后者袭击了他的家并拘留了他三天，然后把他交给以色列军队。他在以色列被监禁了八个月，遭受了各种身体虐待。 在他的牢房里，他发现有七名比尔吉特大学的朋友也因为参与哈马斯组织而被监禁。 根据比尔泽特的教育权运动（Birzeit’s Right to Education），自特朗普发表耶路撒冷宣言以来，被捕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目前，以色列监狱中有60多名比尔泽特学生被关押。根据国际法，这是非法拘留。 “以色列试图通过逮捕他们，囚禁他们，尤其是攻击学生会，来摧毁这些青年。”协调员松德斯·哈马德（Sondos Hamad）说。 “以色列感受到了来自学生领袖、学生会成员以及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的威胁。” 自1967年以来，约有 40％ 的巴勒斯坦男性人被以色列关押。 “我们相信并希望，每个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都能获得释放，”拉比说。
“他们是能够领导巴勒斯坦人的人，而PA不是。他们中有医生、教授，他们有能力领导。
“有些人只关心他们的钱和生活，他们害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害怕被监禁，”拉比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被占领土雇用了大约30％的劳动力。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终结，约有100万巴勒斯坦人可能会陷入贫困。
比尔泽特大学学生叶海亚·阿拉维，20岁（左）和叶海亚·拉比，21岁（右）都因参与哈马斯校园附属团体而入狱 [梅尔希沙·贾德左/ 半岛电视台]
分裂和隔离 对于阿亚什（Naila Ayyash）而言，《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对巴勒斯坦事业极为不利。 “奥斯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阿亚什说。 “它带来了散落分布的城市，定居点比以往更多，围墙无处不在。” “在奥斯陆之后，仍存有希望，但奥斯陆中的许多问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是他们把土地分为A、B和C区，这很糟糕，这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为什么还要这样划分呢？” 过去十年中，居住在被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分裂和孤立之中挣扎。 联合国一再警告，人道主义危机告急。 21岁的大学生兰达·哈拉拉（Randa Harara）经常参加非暴力示威活动，并表示说，让世界了解加沙地带的苦难对局势发展有所帮助。 去年12月，她在加沙东部边界附近抗议时，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击中了她的大腿。当时，哈拉拉刚刚结束了电视采访的拍摄。尽管她受到很大伤害，她仍坚持恢复后立即参加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对耶路撒冷应尽的义务。作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为了祖国而反抗[压迫]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只要我们被围困，我们就会一直抗议。” 但是，由于加沙被隔离，抗议活动很难加速进行，不太可能发展为第一次起义的情况。 哈拉拉解释说，对于200万的人口来说，每周五参加示威活动的人数非常少。 “我们和耶路撒冷之间还存在距离，如果我们[没有被围困]，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组织运动必须要用更好的方式。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表达我们的愤怒与沮丧，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多人为了巴勒斯坦事业走上街头、参加示威。如果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行动，那么谁会行动呢？
社会耻辱
阿亚什说，在第一次起义期间，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女性。然而，今天在加沙很少见到妇女参加抗议活动。许多人告诉哈拉拉，作为一名女性，她最好留在家中或专注于教育。 “我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人们对我说的话毫无意义，因为我确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哈拉拉说。 “我认为，如果其他妇女没有感到社会耻辱，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通过示威来表达自己的挫折感。” 阿亚什和萨拉梅赫认为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巴勒斯坦政党作用已经减弱。 新一代有能量和意志力，但却没有人能指引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萨拉梅赫说。 “我从青年时代一直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萨拉梅赫解释说。 阿亚什表示，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裂已经持续了11年。如果没有统一，没有目标能够实现。 阿亚什说：”过去，我们在第一次起义期间能够团结在一起。而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存在隔阂，以色列正在利用这一点。”
奈拉·阿亚什 [梅尔希沙·贾德左/ 半岛电视台]
来源 :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