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青年斗争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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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以来,约有 40% 的巴勒斯坦男性人被以色列关押 [阿德尔·哈娜/半岛电视台]

占领约旦河西岸,拉马拉 (Ramallah)–1987年12月,一场在加沙贾巴利亚难民营(Jabalia)开始的本地抗议活动,尔后蔓延到约旦河西岸,并迅速发展成一场大规模起义。

这是长达六年之久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起义(First Intifada)的开端。

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遭受了二十年的非法占领后,各代巴勒斯坦人与各政党凭借惊人的团结精神化为一支部队,要求巴勒斯坦解放。

第一次起义依靠抗议、普遍罢工以及抵制以色列产品等非暴力手段,成为基层抵抗运动的典范。

“我们曾期待这次起义会让我们巴勒斯坦人拥有一个国家,[这个运动]是强大的,不像现在这些日子,”奈拉·阿亚什(Naila Ayyash)说,她在起义爆发时才20多岁。

“那个时候,政党力量强大,尤其是党内的妇女运动。”

据在起义开始时还是新生的卢拉·萨拉梅赫(Rula Salameh)说,当时拉马拉比尔泽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里所有学生都参加了政党。所有的学生都投入时间与精力来帮助社区,并致力于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巴勒斯坦人。

萨拉梅赫解释说,由于以色列的军事区和定居点就在他们的土地附近,士兵们通常不允许居民在橄榄收获季节进入田地。

萨拉梅赫说:”这是人们在不遭受士兵袭击的情况下,第一次收获所有的橄榄。”

“与今天的情况相比,当时完全不同。志愿工作在那时当真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教育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认为他们正在为社区做积极的事情。而这不是在浪费我们的精力。 “

虽然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推动第一次起义的引擎,但如今的青年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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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拉·萨拉梅赫 [梅尔希沙·贾德左/ 半岛电视台]

新的阻碍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12月初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后,塔赫(Fatah)政党和伊斯兰组织哈马斯(Hamas)都呼吁进行新的起义。与第一次起义时的数万巴勒斯坦人相比,这一次只有大约3千名抗议者现身。

比尔吉特大学学生会主席奥马尔·基斯瓦尼(Omar Kiswani)对半岛电视台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是政治活跃青年在当下最大的阻碍,因为学生经常因其在校园内的政治派别而遭到逮捕和监禁。

基斯瓦尼在准备参加学生选举时被捕。他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一年,因为他参与了哈马斯附属组织。

“他们说我们的工作是非法的,” 基斯瓦尼说。 “我们经常被捕,各方学生都遭到逮捕,但是哈马斯学生被逮捕的时候更多,我们已经习惯了。”

基斯瓦尼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名学生会主席和其他成员都曾被逮捕。

PA-以色列合作

21岁的比尔吉特大学学生叶海亚·拉比(Yahya Rabe)在凌晨2点被PA部队逮捕,后者袭击了他的家并拘留了他三天,然后把他交给以色列军队。他在以色列被监禁了八个月,遭受了各种身体虐待。

在他的牢房里,他发现有七名比尔吉特大学的朋友也因为参与哈马斯组织而被监禁。

根据比尔泽特的教育权运动(Birzeit’s Right to Education),自特朗普发表耶路撒冷宣言以来,被捕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目前,以色列监狱中有60多名比尔泽特学生被关押。根据国际法,这是非法拘留。

“以色列试图通过逮捕他们,囚禁他们,尤其是攻击学生会,来摧毁这些青年。”协调员松德斯·哈马德(Sondos Hamad)说。

“以色列感受到了来自学生领袖、学生会成员以及那些希望改变现状的人的威胁。”

自1967年以来,约有 40% 的巴勒斯坦男性人被以色列关押。

“我们相信并希望,每个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都能获得释放,”拉比说。

“他们是能够领导巴勒斯坦人的人,而PA不是。他们中有医生、教授,他们有能力领导。

“有些人只关心他们的钱和生活,他们害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也害怕被监禁,”拉比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被占领土雇用了大约30%的劳动力。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终结,约有100万巴勒斯坦人可能会陷入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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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泽特大学学生叶海亚·阿拉维,20岁(左)和叶海亚·拉比,21岁(右)都因参与哈马斯校园附属团体而入狱 [梅尔希沙·贾德左/ 半岛电视台]


分裂和隔离

对于阿亚什(Naila Ayyash)而言,《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对巴勒斯坦事业极为不利。

“奥斯陆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阿亚什说。 “它带来了散落分布的城市,定居点比以往更多,围墙无处不在。”

“在奥斯陆之后,仍存有希望,但奥斯陆中的许多问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是他们把土地分为A、B和C区,这很糟糕,这都是巴勒斯坦的土地,为什么还要这样划分呢?”

过去十年中,居住在被困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分裂和孤立之中挣扎。

联合国一再警告,人道主义危机告急。

21岁的大学生兰达·哈拉拉(Randa Harara)经常参加非暴力示威活动,并表示说,让世界了解加沙地带的苦难对局势发展有所帮助。

去年12月,她在加沙东部边界附近抗议时,一名以色列狙击手击中了她的大腿。当时,哈拉拉刚刚结束了电视采访的拍摄。尽管她受到很大伤害,她仍坚持恢复后立即参加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对耶路撒冷应尽的义务。作为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为了祖国而反抗[压迫]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只要我们被围困,我们就会一直抗议。”

但是,由于加沙被隔离,抗议活动很难加速进行,不太可能发展为第一次起义的情况。 哈拉拉解释说,对于200万的人口来说,每周五参加示威活动的人数非常少。

“我们和耶路撒冷之间还存在距离,如果我们[没有被围困],我们可以做得更多。”

“组织运动必须要用更好的方式。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表达我们的愤怒与沮丧,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应该有更多人为了巴勒斯坦事业走上街头、参加示威。如果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行动,那么谁会行动呢?

社会耻辱

阿亚什说,在第一次起义期间,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女性。然而,今天在加沙很少见到妇女参加抗议活动。
许多人告诉哈拉拉,作为一名女性,她最好留在家中或专注于教育。

“我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人们对我说的话毫无意义,因为我确信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哈拉拉说。

“我认为,如果其他妇女没有感到社会耻辱,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通过示威来表达自己的挫折感。”

阿亚什和萨拉梅赫认为自奥斯陆协议以来,巴勒斯坦政党作用已经减弱。

新一代有能量和意志力,但却没有人能指引他们朝正确的方向发展,萨拉梅赫说。

“我从青年时代一直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萨拉梅赫解释说。

阿亚什表示,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裂已经持续了11年。如果没有统一,没有目标能够实现。

阿亚什说:”过去,我们在第一次起义期间能够团结在一起。而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和人民之间存在隔阂,以色列正在利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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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拉·阿亚什 [梅尔希沙·贾德左/ 半岛电视台]

来源 :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