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公投一年后,加泰罗尼亚领导人仍被关在监狱

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站在警察对面,另一个团体游行以支持西班牙警察部队 ,后者试图阻止独立公投  [Jon Nazca / 路透]
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站在警察对面,另一个团体游行以支持西班牙警察部队 ,后者试图阻止独立公投 [Jon Nazca / 路透]
10月1日,西班牙独立公投一年后,加泰罗尼亚没有更接近独立,该运动的许多人仍被关进监狱。
 
未经授权的民意调查投票带来了“是”的答案,但看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被监禁或流放。自1975年开始向民主过渡以来,这是该国最大的政治危机。
 
至少有九名政治家和民间社会领袖仍在监狱中,其他人则流亡。他们的亲人告诉半岛电视台,投票在西班牙监狱内外的政治影响深远。
 
加泰罗尼亚前议会领导人因其在投票中的角色而于3月入狱。
 
她的丈夫说:“起初,我的妻子并未怀疑她会被逮捕,但后来,她收拾行李并总是随身携带,好像她知道,她很快就会离开。
 
“起初,她并不能很好应对在(在监狱里)的事实,并且不得不服用抗抑郁药。我的妻子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现在却在一个狭小的封闭空间里,无法做任何事情。这对她影响巨大。”
 
据西班牙1978年宪法,该国是“不可分割的”。
 
马德里以反叛和煽动的罪名指责加泰罗尼亚领导人的分裂主义努力。
 
抗议监禁
 
新任西班牙首相比他的保守派前任更加倾向于和解,但连他也拒绝了干预和释放囚犯的呼吁,称他无法控制西班牙独立的司法机构。
 
桑切斯于6月成为首相。
 
公投后,马德里参考西班牙宪法第155条,暂停该地区的自治权,并实行直接统治。
 
三个月前,举行新选举并组建了新地区政府之后,西班牙政府取消了第155条。
 
“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桑切斯不太可能冒险,以增加囚犯的获释机会,”巴塞罗那经济学副教授泽维尔·克德拉斯·莫拉托曾就分裂主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在接收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道。
 
阿尔巴·普伊格是加泰罗尼亚文化部长的女儿,后者在布鲁塞尔流亡,她抨击了西班牙与加泰罗尼亚之间的对话努力。
 
家庭成员将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视为最终解决方案,但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我们准备好了,” 普伊格说。 “我们的其他选择是等待指控20年后到期”。
她补充说:“你无法与监狱里的人对话”。
 

被解雇的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卡尔斯现已流亡布鲁塞尔 [路透社]
 
这个问题在该地区引起反响,“政治犯自由”的海报和黄丝带成为加泰罗尼亚独立的象征,悬挂在巴塞罗那的阳台上。
 
但是,大赦国际等权利团体没有使用“政治犯”这一术语,称这国际法中没有普遍接受的术语定义。
 
9月9日的加泰罗尼亚国庆日或“La Diada”的年度庆祝活动专门用于被监禁和流亡的领导人。
 
但他们不会仅仅在这一天被铭记。在整个巴塞罗那,每周都有数百人聚集在领导人被监禁的监狱前,一起唱歌,朗读诗歌并抗议,以争取释放囚犯。
 
每周都有200至500人聚集在距巴塞罗那70公里的男子监狱前,九名领导人中有七人被拘留在这里,聚集者为他们唱歌。
 
两名女性囚犯住在另外两所监狱,每周也都有支持者访问。
 
囚犯向窗外挥动黄色围巾或打开和关闭灯光,与人群交流。

加泰罗尼亚前议会领导人卡梅尔其在投票中的角色而于3月入狱。她的丈夫说她在监禁开始时曾感到沮丧 [Sergio Perez / 路透]
 
“我觉得西班牙的政治犯是一个问题,”加泰罗尼亚国民议会议长霍尔迪·桑切斯的妻子苏珊娜·巴雷达说,她领导一个分裂运动的民间团体。
 
桑切斯于2017年10月被监禁。
 
“这是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应该解决的第一点,”她告诉半岛电视台。
 
这对夫妻有三个孩子。他们可以每月探望他一次,有时一个月可以两次,每次持续90分钟。
 
“我的孩子们采取不同方式应对这个情况。长子真的把这个铭记于心,”巴雷达说。 “我的女儿几乎无法谈论它。”
 
她说这对家庭财务也有影响。
 
“我们从两份薪水直接转为一个,然后我们用光了所有的积蓄。”
 
但他们得到了加泰罗尼亚民权协会(ACDC)的支持,该协会是为监狱或流亡者的家庭设立的。
 
ACDC还向欧洲各地派遣成员介绍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并最近发行了一本儿童读物,其中有关于民权的11篇短篇小说。
 
加泰罗尼亚议会前领导人的丈夫说,他很难理解拘留背后的道德和法律推理。

“我问过我妻子的辩护律师,法官能否可以在晚上安心睡觉;他们是否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他说。

 
“他的答案是:‘他们并不感到羞耻。他们睡得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正在拯救西班牙。’”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更多新闻内容
点击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