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疼痛：社会为何如此神圣化分娩痛？
在人类文化中，分娩痛十分重要。即使可以在不出现任何医疗问题的情况下消除或至少缓解疼痛，但世界各地的许多女性仍自愿继续承受，同时还会避免使用麻醉和那些更复杂的止痛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斯蒂芬妮·默里（Stephanie Murray）——一位研究公共政策的学者和作家她研究了这件事情背后的原因。她试图流畅的说故事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社会赋予分娩痛如此崇高的光环，并以如此崇敬的态度对待它？
我为了大女儿的出生住了院。在这之后不久，护士就询问关于是否需要止痛。但是我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多经验，因为怀孕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才上完大学的第二学期，这是我通过推迟怀孕成功实现的一个英勇的成果。所以，当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点亮这个技能的妈妈，我决定听从医生和护士的建议。
护士给我说明了一些选择，然后她建议我选择最常见的方式，即尝试在无麻情况下进行分娩。如果太痛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些较为温和的镇痛剂，如一氧化二氮和吗啡。如果还是不能承受，他们会采取最后的计划即使用“硬膜外给药”（注射局部麻醉药以影响脊髓周围的神经）。
于是，我听从了护士的建议，但是我发现一氧化二氮对我来说止疼的作用并不明显。而吗啡则更加没用，无论怎么缓解疼痛都是徒劳的。试图的尝试都是徒劳的。最终，我还是采用了硬膜外给药的麻醉方式。这个要的效果很神奇，在用药之后我感觉得到了慰藉。似乎时间很流畅地在流动，我不用承受任何痛苦。这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还让我睡着了。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从一开始就使用这种止痛方式。
我觉得我的麻醉经历是积极的，因为这至少可以说这是一次神奇而美妙的经历，完美地解决了分娩的痛苦。但是我就低估了现实的情况。因为后来事情发生了相当奇怪的转变，那些在我生下孩子之后向我道贺的人开始询问我的经历，是否没有打麻醉。这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不打麻醉是唯一的优点。带着这些疑问，我觉得自己陷入了失去自信的沼泽里。在我的母性中的羞耻感比其他所有的感觉都要强烈。我发现，我迅速给出了我使用止痛药的充分理由，包括我在半夜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他们给我注射促分娩激素让我的宫缩变得更严重。
最后，我没有再找借口。但是，我并没有停止思考关于我分娩这件事情中出现的、萦绕在我心头的疑问。我开始感到疑惑：为什么社会要给予分娩痛这样一种崇敬态度，为什么要如此崇敬？而讨论有没有必要缓解分娩痛这个问题似乎变得很荒谬。还有一个十分奇怪的讽刺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拔智齿。当然也没有人问我是否决定不吃止痛药来应对牙疼！
麻醉史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产前麻醉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许多关于支持和反对麻醉的十分广泛而多样化的观点。1847年，苏格兰产科医生詹姆斯·杨·辛普森(James Young Simpson)决定在分娩前使用乙醚和氯仿，以对妇女进行麻醉。尽管当时麻醉在外科手术中已经被广泛使用，但他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关于宗教普遍反对进行产前麻醉，但是历史学家对此持不同意见。但有一些反对意见无疑是带有道德色彩的。就好像疼痛已经成为了女性获得母亲这个头衔的一个公认的规范。他们认为，真正的祝福源自于她向安拉祈求，赐予她谦逊和力量来承受这种痛苦。”
尽管拥有所有可能的医疗资源，分娩仍旧是个人承受。不管是否有医生和止痛药，母亲都应该独自经历这种苦痛。有些医生认为，一位母亲就应该在不打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分娩。比如美国医生查尔斯·梅格斯曾经讽刺地表示：“对女性来说，分娩痛从来都不是很大的障碍。最好的证据就是这并没有阻止她们能够生育更多的孩子”。威廉·卡曼博士是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院长，也是《轻松分娩：每个女性在分娩期间选择更少痛苦和更多快乐的指南》一书的合著者。在他看来，医生在那个时候主要关注的是母亲和胎儿的安全，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药物外泄，导致伤害到宝宝。
尽管如此，辛普森预测，麻醉将成为患者向医生提出需求的常态。但是，事实远不是如此。尽管辛普森认为，缓解和控制疼痛这件事件会变得更加普遍，这个趋势是对的。但他认为，所有患者都会对接受麻醉这件事情持相同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例如，多年来，关于止痛，主要的女权主义观点发生了转变。它们将女性从大自然的残酷中解放，但同时又将她们与大自然的美丽分隔开。尽管自首次使用产前麻醉以来，其副作用已经大大减少。但一些妇女承受残酷的分娩经历的意愿却并未完全消失。并且，这种想法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最初，辛普森所说的似乎是对的。尽管许多人反对麻醉，但美国和英国社会的一些贵族妇女在分娩时也接受了止疼药，例如前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上流社会女性的这一做法减轻了人们对麻醉的担忧。之后麻醉并不再局限于上流社会女性使用，其他阶层的许多女性也开始使用。
失去知觉但无疼痛感
20世纪初，女权主义者开始向医生施压，要求给女性进行局部麻醉，以达到一种被称为“暮光睡眠”的状态。这是一种放松的状态，特点是注射吗啡和东莨菪碱，以防止女性记住胎儿出生那一刻的疼痛。对此，记者玛格丽特·特蕾西（Margaret Tracy）和康斯坦斯·勒伯（Constance Leube）写道：“给女性提供在分娩前打麻醉的机会，这将减轻她们所承受的痛苦。这种痛苦是一半人无法理解另一半人的痛苦。”
然而不幸的是，止痛的早期方法存在严重的风险。因为麻醉有时候会导致平滑肌松弛（这是不受人类控制的），从而使一些妇女在分娩后有出血现象。还有吗啡，在大剂量使用或与其他药物混合使用时可能会导致一些儿童窒息的现象发生。此外，即使母亲和孩子能够幸存，这也并不意味着麻醉在当时是改善女性分娩经历的最佳方式。
19世纪末到20世纪，妇女只有在子宫颈完全扩张后才能注射止痛药。这就好像分娩痛是获得产妇勋章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医学历史学家杰奎琳·沃尔夫(Jacqueline Wolf)是《从痛苦中拯救我》（Deliver Me From Pain）一书的作者。她认为，母性是一种人类本能，它可以自然地保护母亲免受冲突和无意义的痛苦。因为女性本身就已经历经所有苦难。
局部麻醉或所谓的“暮光睡眠”有时会使妇女陷入严重的谵妄状态。因此，有时候医院会在分娩时将产妇绑起来或者蒙上眼睛。而“暮光睡眠”最著名的捍卫者之一在1915年的时候死于分娩。在这之后，局部麻醉开始变得不受欢迎。而使用其他止痛药仍然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并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到本世纪中叶，产妇在分娩时会被注射大剂量镇痛剂，直到失去知觉。然而，沃尔夫认为，使用大剂量药物并非是为了产妇免受痛苦或是为了考虑她们的心理和身体安全，而是与生育热潮有关。出生人数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这场接生危机，医生不得不给产妇注射尽可能多的止痛药（以加快分娩过程）。
这种接生方式在1950年代遭到了强烈反对。在这一时期，处理分娩痛的心理学方法得到了发展。这种方法提倡自然分娩，同时采用心理学方法帮助产妇在不使用止痛药的情况下分娩，其中最著名的医生是格兰特·迪克·雷德（Grantly Dick-Read）和费迪南德·拉马泽（Ferdinand Lamaze）。与此同时，新一代女权主义者提出女性生育权不应受男性医学领域的干涉并推动了这一运动。这些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女性的权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些争议有所消散。原因主要是，医学改进了麻醉方法，最显著的是硬膜外麻醉这一方式。这个方式能够让女性在分娩时保持清醒，并减轻其恐惧。同时，在1980年代硬膜外麻醉变得更加普遍。
此外，这种方法还经过了额外的改进。从而使妇女能够在不麻痹双腿的情况下进行硬膜外麻醉，因此，关于妇女分娩，支持姑息治疗的医学观点与一些接受母性理想的观点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有所缓解。后一个观点认为，母亲可以给孩子的东西是无止境的，而首先能够付出的就是分娩痛。比如助产士（在孕期、分娩期、产后帮助产妇的助手）会在给产妇打完麻醉剂失去知觉后离开。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在这个阶段是没用的。这种感觉一直在主导他们的想法。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产妇正接受镇静剂注射，但她们仍然是有意识的。分娩顾问认为，这时候为母亲提供支持十分重要。
与1850年代相比，如今使用产前麻醉的现象更为普遍，争议也更少。但是，这种方式仍然是许多人直到最后才会使用的手段。对少数人来说，这仍然是完全不受欢迎的选择。沃尔夫认为，女性不愿止痛的原因主要来源于麻醉的悲惨历史。他还表示：“事实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年里，麻醉一直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今天的硬膜外麻醉技术也需要权衡取舍。因为这种方式有时会导致低血压，同时可能导致胎儿气短。所以，接受硬膜外麻醉的女性通常会接受静脉输液，同时还要不断监测血压。
人们是否从痛苦中获得意义？
关于针对硬膜外麻醉这一方式长期以来存在的担忧，最近针对这一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疑问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表明，硬膜外麻醉会减慢第二产程的分娩速度，使胎儿更难出来。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必须使用吸力装置或产钳进行人工干预。另一方面，美国罗德岛大学护理学院助理教授黛安·迪托马索(Diane DiTomaso)表示，一些女性极度想要避免进行这一系列的潜在的干预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专家来说，有很多令人惊讶的悖论。其中之一是，有些女性总是想法设法分在娩时不打麻醉，尽管打麻醉的副作用很小。为了解释这种令人困惑的想法，麻醉师唐纳德·卡顿（Donald Catton）认为，很久以前人们对疼痛的看法就十分矛盾，既想要无情地试图摆脱疼痛，同时又仍对此持怀疑态度。
卡顿回忆了一番然后表示，欧内斯特·海明威曾经写信给同为小说家的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你没有承受过地狱般的痛苦，你的作品在心理并不会使人感到愉快，你也不会感受到作品足够认真”。人类从各种苦难中获得意义。大家似乎都认同，苦难是走向稳定道路的先决条件，而不是拒绝苦难。但是，人的本性又会迫使我们尽可能地去避免身体承受剧痛之苦。
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分娩痛并不是一种正常类型的疼痛。因为疼痛通常代表身体出现问题，或者提醒我们注意身体可能会有安全威胁。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研究分娩痛的高级讲师劳拉·惠特伯恩(Laura Whitbourne) 表示：“你的手一碰到热炉子，疼痛感就会提醒你把手拿开”。而分娩是一种自然的生理过程。即使身体并无任何问题，但疼痛也会一直持续。分娩过程伴随的痛苦似乎是服务于一个完全不同的进化目的。
有一种理论认为，分娩痛及其主要功能是促使产妇停止正在做的一切事情并迅速寻求帮助。就好像分娩过程在某些方面代表了一种生存斗争，一种自我与他人的较量，一个联系和分离的阶段。目的是为孩子的到来做好充分的准备。据惠特伯恩的研究显示，分娩痛本质上是一种获得性的疼痛。这种想法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应对疼痛。
事实上，并非所有女性经历的分娩都和电影或电视节目中播出的那样。有很多研究都致力于调查分娩痛的看法。这些研究表明，尽管女性认为这个疼痛“剧烈、震撼和难以忍受”，但对疼痛的描述因人而异。一位女士称其为“死亡之痛”，而另一位女士则称其为“生命中最甜蜜的痛苦”。而在某些人看来，这种疼痛就好像有人在割开一个伤口。
在我生完孩子的那几个星期，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被火车撞到后，又继续跑马拉松一样。这种生理性的矛盾感受在生完孩子后就很难消失。单单一个分娩的过程就像一场马拉松，而你在与一个本应属于你的生物一起完成分娩后所经历的旅程又是另一场马拉松。通过我对这这段马拉松的经历，我从中明白了一个道理。诚然，分娩是一种十分艰难甚至痛苦的经历，但正是这样才能历经磨砺，然后让磨难变成回报。
也许，这就是辛普森多年前说麻醉是对自然的胜利时所未能理解的事情。但同时，他也没有意识到的是，没有麻醉的分娩也是对自然的胜利。因此，分娩在人类经验中处于一个很奇怪的空间，这个空间中悲伤和寻找悲伤的意义交织在一起。自胎儿出现在母亲的体内开始，胎儿与母亲的联结也开始了。经过分娩过程中胎儿与母亲的分离，大量困扰她的观念也随之而来，即她不适合进行这项任务。归根结底，从胎儿出生的那一刻，母亲就需要与痛苦作斗争。而母亲的痛苦就是胎儿获得这辈子的生存空间所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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