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关系故事 英国为何支持以色列建国？
“如果我们看一下地球这一部分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巴勒斯坦是连接埃及和亚洲阿拉伯人的桥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座桥上、在这个大门上植入不同的力量，充当预防和阻止阿拉伯威胁的屏障。”
（英国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勋爵在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爵士的信中，1840 年 3 月）
英国于 1917 年 12 月下旬进入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在这次军事胜利的前一个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勋爵宣布了他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著名承诺。尽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进行了激烈抵抗和接二连三的起义，但英国在整个时期仍竭尽全力履行其承诺，这一占领持续了31年，直到1948年5月，这是通过为犹太人打开移民大门、支持他们、为他们建立定居点、向他们提供武器并纵容他们的暴力行为来实现的。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门七国阿拉伯国家后来拯救巴勒斯坦的使命失败了，并于 1948 年 5 月向巴勒斯坦派兵。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我们的阿拉伯地区，都从十九世纪开始的旧殖民时代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巴勒斯坦自 1917 年以来一直遭受这种占领。1948 年英国退出巴勒斯坦只是其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移交的一个标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很快宣布在被侵占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
但历史学家和研究人员长期以来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英国无限地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而它至今仍然与美国一样是以色列最大的支持者？究竟是什么秘密让历任美国总统（其中最近的一位是乔·拜登）以及之前的大英帝国毫不含糊地宣称，如果以色列不存在，他们就会发明并创造它？
回归的梦想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它具体涉及新教的宗教遗产，以及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教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当时，宗教、政治、文化和战略利益汇聚在一起创建了以色列，并得到了英国人和后来的美国人的支持。
但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理解“应许之地”的逻辑，因为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在摩西时代之后，犹太人能够建立一个古老的王国——愿他们安息——在他的孙子大卫和所罗门时代——愿他们安息，所罗门死后，他们的王国分为北方王国“以色列”和南方王国“犹大”，那是基督诞生前一千年。但公元前721年，萨尔贡二世率领的亚述人从伊拉克发起进攻，公元前 586 年，尼布甲尼撒领导的巴比伦人发起进攻，导致这些王国被毁灭、被奴役并被囚禁到巴比伦。从那天起，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梦想着重返巴比伦。
这种回归的历史梦想可以被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描述为十九世纪末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的传统思想基础，在此之前有许多温和的尝试，例如从巴比伦囚禁返回后发生的马卡比运动，其首要目标是重返“锡安之地”，建造“所罗门圣殿”，以及起源于公元前五个世纪的巴尔科-哈巴运动和克里特岛摩西运动。但我们注意到，这些梦想消失了一千年，然后在公元十六世纪的大卫·鲁宾和他的学生所罗门·巴鲁克以及梅纳什·本·以色列运动的手中重新出现，这是指导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并专注于利用英国作为实现其目标基地的第一个核心。
知识和实践的尝试继续复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直到赫茨尔和他的追随者取得成功。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看到，赫茨尔如何通过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其他亲密朋友试图与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进行斡旋，允许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有系统地定居，以换取巨大的金融诱惑，而所有这些诱惑都让奥斯曼苏丹拒绝。1904 年赫茨尔去世，随后发生政变推翻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并废黜，以及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东政治版图变化最突出的原因，是英法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瓜分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国家土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出现。
英国支持犹太人的宗教层面
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外交政策自公元十八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法国对埃及的征战，以及当时法国与英国冲突的明显野心，英国对奥斯曼帝国和中东的外交政策开始形成。英国很早就开始寻找干预奥斯曼帝国内部政治的机制，有一项特权法或宗教法，根据该法案，苏丹苏莱曼大帝允许法国人赞助和保护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天主教徒。然后，几个世纪后，俄罗斯人被允许保护同样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东正教。因此，英国人找到了他们的目标，即照顾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未来阿拉伯国家殖民扩张的最重要工具。
尽管英国以犹太人为借口干涉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事务，但我们不能忽视精神和宗教方面的原因，这使得英国高级政治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哈伊姆·魏茨曼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了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想到像贝尔福、丘吉尔和劳合·乔治这样的人内心深处是虔诚的，并且相信《托拉》，他们相信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是现实的和真实的，因此，他们开始将我们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他们非常尊重的思想的代表。”
哈伊姆·魏茨曼的这一明确认识，让我们审视新教及其给基督教近代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以及作为新教改革运动产物的英国圣公会，他们拒绝罗马教皇对圣经解释的垄断，他们还拒绝了“赎罪券”，他们表示，需要宗教自由，神学家应该能够将神圣文本解释并翻译成当地的欧洲语言，而不仅仅是古拉丁语。
这些“宗教改革”导致了新教的出现，给犹太教带来了新的面貌，认为《圣经》是一个新约，是对《托拉》（旧约）的补充，如果不了解犹太教、关注希伯来语，就不可能了解基督教，这就是为什么新教被一些研究者描述为“基督教的犹太化”，新教建立的这些宗教神学思想使《旧约》成为他们的基本参考，其中包含关于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作为救世主降临的条件的所有预言。因此，“逆行千年”学说出现，该学说相信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以准备随后的“净化和胜利”决定性战斗的重要性，然后基督的到来，以及“幸福千年”的开始。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理解神学维度对于形成丘吉尔、劳埃德·乔治、贝尔福等英国资深政治家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观点的重要性。但宗教原因并不是大英帝国政策的唯一动机，因为有强烈的战略原因促使英国为犹太人建立一个国家，特别是在巴勒斯坦。
英国的战略目标
英国像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其前身在公元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参加了东部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他们意识到，埃及和黎凡特的联合一旦发生，将像一把钳子一样主宰中东地区，挡住西方军事和文化殖民浪潮，此外，其还将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文化和知识思想以及人力储备中心，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这个联盟威胁到西方在该地区的利益，为了阻止这种统一的建立，必须建立一个实体，该实体将成为服务西方，特别是英国战略利益的先进堡垒。
十一至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教训并不是这方面的唯一历史教训，而是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在1830年和接下来的十年里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出现，他以非凡的速度统一了埃及、黎凡特，甚至安纳托利亚南部和中部，对英国在印度殖民地的战略利益及其入侵中东的目标构成了重大威胁。为此，英国、俄罗斯、奥地利与奥斯曼苏丹站在一起对抗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击败了他，迫使他于1840年缔结伦敦条约，返回埃及，彻底撤出黎凡特。同年三月，犹太男爵兼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勋爵向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发出了一封引人注目的信，信中写道：
“击败穆罕默德·阿里并限制他在埃及的影响力还不够，因为阿拉伯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力，他们意识到，他们昔日辉煌的回归取决于他们沟通和团结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看一下地球这一部分的地图，我们会发现巴勒斯坦是连接埃及和亚洲阿拉伯人的桥梁……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在这座桥上、在这个大门上植入不同的力量，这样这股力量就会起到屏障的作用，防范和防止阿拉伯人的威胁，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而这不仅仅是为犹太人按照旧约返回应许之地的服务的，这也是对大英帝国及其计划的服务，因为无论是在埃及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在埃及与其他阿拉伯人之间建立联系，重复穆罕默德·阿里的经历都不会为帝国服务。”
帕默斯顿被罗斯柴尔德勋爵的论点说服了，因此，他给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写了一封信，解释了奥斯曼苏丹通过鼓励犹太移民到巴勒斯坦可以获得的好处，其中包括：“犹太人民应苏丹的邀请并在他的保护下返回巴勒斯坦，这对穆罕默德·阿里或其继任者准备的邪恶计划构成了障碍，并阻止了他未来邪恶计划的实现。”
我们可以通过英国当时与其他殖民地国家召开的殖民会议来看到英国的这一战略，即建立缓冲国（Buffer State），确保亚洲和非洲的阿拉伯民族不团结在一个国家的旗帜下，英国与当时的其他殖民地国家，如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等建立了它，以实现这一目标，由此产生了 1907 年英国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文件，该文件的真实性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例如阿尼斯·萨耶格（Anis Sayegh）、莫森·穆罕默德·萨利赫（Mohsen Muhammad Saleh）等人，因为他们自己没有在英国档案中找到它，同时他们也承认这个档案馆不包含绝密文件，而绝密文件的公布会对国家最高利益构成威胁。
然而，毕生研究巴勒斯坦问题及其与英国占领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关系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莫森·萨利赫承认，还有其他文件和著作表明内容和背景接近或支持坎贝尔·班纳曼文件的数据。1902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会见英国首相约瑟夫·张伯伦时，赫茨尔告诉他说：“我们的基地应该在巴勒斯坦，它可以充当缓冲国，以确保英国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英国政府大臣赫伯特·塞缪尔（后来的英国首任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向英国政府发出一份秘密备忘录，要求他们占领巴勒斯坦并为犹太人移民和定居敞开大门，直到他们成为人口的大多数，并向英国解释了这样做的好处。两年后，《贝尔福宣言》于 1917 年发表，甚至在艾伦比将军控制耶路撒冷和整个巴勒斯坦之前。战略因素是那些将这一承诺视为接触点、缓冲区和先进基地的人心目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在劳合·乔治首相的声明中找到了这样的战略参考。
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德国，最后是美国都坚信巴勒斯坦犹太国家的存在对于分裂阿拉伯世界并阻止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个联盟对他们在该地区的持续绝对统治地位构成了危险，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美国早期支持与英国充分协调，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开始从该地区撤军以及美国人到来后，1945年12月17日，美国国会会议决定通过哈里·杜鲁门总统支持巴勒斯坦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政策。“因为欧洲对犹太人的无情迫害清楚地表明他们需要一个家园，总统通过允许 100000 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来支持这一需要，如果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改善了其状况……理事会一致认为，总统对解决这个问题表现出的兴趣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看到了促使英国绝对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重大战略原因，并坚持不懈地努力说服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等欧洲主要大国，然后是美国，让他们相信，这一目标对于其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的持续生存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绝对不允许以埃及和黎凡特为中心的阿拉伯世界联盟，这是通过控制巴勒斯坦并使其成为一个只为西方利益服务的中立国家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