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是否早于欧洲人三个世纪便开启了现代世界之门？
通常很难找到与当前主流理论相矛盾的准确历史叙述，而这种主流理论认为，现代世界秩序及其独特制度与交流方式都源于欧洲。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一些有证据支持的论点，将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部分归功于亚洲，尤其是曾经处于蒙古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瓦莱丽·汉森在美国杂志《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在文中对她所校对的、由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莎·扎拉库尔的著作《西方之前》发表了评论。
现代世界存在多久了？国际关系研究员倾向于将其追溯至近500年前，当时，许多西欧国家开始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建立殖民地。在他们看来，是欧洲殖民主义带来的变革造就了当前的世界，而在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亦是如此。当时，交战的欧洲列强签署的两项条约都包含了和解的内容，而这也为一系列血腥的战争划上了句号。根据这些研究人员的观点，这个时刻代表了现代国际秩序的真正开端，因为各国在这项解决方案的基础上，首次正式同意尊重彼此在划定区域内的主权，从而为建立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世界秩序而奠定了基础，并标志着世界被划分为一个个具有主权的国家。
欧洲对过去的这种看法，至今仍影响着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而当他们研究当今世界大事的相关历史时，他们也很少会将目光投向在公元1500年后开始出现的欧洲统治秩序之外的世界，因为按照他们的分析，在那之前，政治还未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而欧洲以外的国家也没有受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的约束。因此，这些国际关系研究员忽视了许多漫长的历史时期，并认为它们对理解现代政治并不重要。
但是，在着眼于欧洲以枪支和坦克等武装统治诸多民族的世界之际，人们往往忽略了发生在欧洲以外和被欧洲人殖民的地区的许多事件，从而使对历史的解读发生了逆转，因此，自西方统治开始的那一刻，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此，仿佛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必然会导致欧洲和北美部分国家的霸权。然而，近几十年来，中国、印度和日本等非西方大国的崛起，便暴露了这种方针的缺陷。
英国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艾莎·扎拉库尔在其著作《西方之前》中，提出了打破这一思想僵局的天才解决方案。在其非常清晰且有力的文本中，扎拉库尔谈到了过去的非西方帝国寻求建立全球秩序的经验，从而提供了机会以展示一段新的、超越当前基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全球秩序中心地位的国际关系史。扎拉库尔的研究揭示了过去在非西方世界内部分地区的政治体制相互影响的方式，而这又塑造了当代政治领导人理解当今国际秩序的方式。
扎拉库尔反对现代世界秩序始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观点，并为此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替代观点，即将现代世界秩序开始的时间定为1206年——当时，成吉思汗成为了整个欧亚大陆的统治者。扎拉库尔选择着眼于由成吉思汗及其后来的诸多继承人建立的“成吉思汗秩序”（学者们往往使用“成吉思汗”一词来泛指一切与成吉思汗相关的事物）。扎拉库尔正确地指出了将“成吉思汗秩序”当作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等效的体系的重要性。在13世纪初，在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其幅员辽阔的疆土东起匈牙利、西至中国。
成吉思汗立志要统治全世界，并以此为基础与邻国建交。他的后继者没有一个像他一样成功地控制了大片土地，但是这些后人们效法了蒙古人，并在今天的中国建立了明朝、在今天的印度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在今天的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分别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和帖木儿王朝。现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在生活在前蒙古帝国土地上的人民非常清楚这段历史，而这充分体现在深受欧亚思想影响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之上——他渴望有一天能够建立一个以曾经由成吉思汗统治的大部分领土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成吉思汗创造的世界
扎拉库尔将研究重点放在蒙古人身上的决定，使她能够打破国际外交和历史研究中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惯例，并且她也以新颖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在她重视研究亚洲政治制度的背景下，她并不认为这些制度与欧洲参与者之间的接触，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扎拉库尔并没有像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错误地假设第一批亚洲强国仅仅是地区性的强国。因为成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们都渴望统治他们所知的整个地球——就像现代的欧洲人一样。诚然，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成功——正如欧洲大国也没有在这个方面完全取得成功一样，但是，他们率领着庞大的骑兵大军，建立了多个帝国，而这些帝国与邻国以及一些远离欧亚平原的国家都存在外交接触，而历代的亚洲统治者都遵循着这种模式。
成吉思汗秩序持续了大约500年的时间——比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从建立到现在的时间还要长，并且经历了3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在1200-1400年，这一时期包括最初在成吉思汗统治下的、统一的蒙古帝国，以及该帝国随后在1260年解体后，在今天的中国、伊朗、俄罗斯、乌克兰和中亚的土地上形成的4个国家。最终，地处西方的3个国家的统治者宣布皈依伊斯兰教，而地处远东的、处于忽必烈统治下的第4个国家（包括今天的中国和蒙古地区），则支持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
扎拉库尔表示，这四方在14世纪的和平共处“标志着现代国际关系的开端，即国家的理性利益优先于宗教信仰”。在这里，扎拉库尔夸大了她的主张，因为宗教信仰常常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中与“国家的理性利益”交织在一起。至于统治者选择支持和采用的宗教——或者多种宗教，则往往决定了他所选择的政治盟友。
成吉思汗创造的世界秩序的第二段时期则包括帖木儿帝国，其创始人帖木儿生活在1336年至1405年之间，此外，还有在1368年至1644年之间统治中国的明朝。帖木儿在成吉思汗的废墟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甚至与成吉思汗的后裔通婚，以加强他与这位伟大统治者之间的联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明朝的统治者则倾尽全力以击败对手蒙古人和突厥人（其中包括帖木儿的军队）。尽管如此，明朝皇帝仍立志要在蒙古帝国的土地上安排他们的继承者，甚至派出一支载有2.8万人的庞大船队前往东非，以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强大。尽管对蒙古人的看法不同，但是帖木儿和明朝的初代皇帝都渴望统治能与成吉思汗帝国相媲美的庞大帝国，从而代表了他们的全球野心，而并不满足于仅仅成为一个地区大国。
扎拉库尔指出，“成吉思汗世界秩序”的第三段时期，则包括印度莫卧儿王朝、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相继执政的一千年时间，其中一些人也曾被称为“世界之主”（那个时期的国王头衔之一，意指在位期间积极对外扩张和传播正义的国王）。在缺乏与蒙古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情况之下，这些统治者们并没有公开模仿成吉思汗，但是他们都渴望统治世界。此外，他们还成功调动了骑兵部队，以征服大片土地，而这片土地包括现在的印度的部分地区，以及土耳其和伊朗，此外，他们的帝国还构成了与处于起步阶段的欧洲殖民列强的真正竞争。扎拉库尔在其著作的最后总结道，在公元1700年左右，上述3个王朝都走向了衰弱。
这些持续近5个世纪的“成吉思汗国家”，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它们不是像当时许多欧洲列强所做的那样，基于“长子继承制度”来选择统治者，而是通过“代表”制度来选出统治者——在这种制度之下，最具能力者将在首领死后统治整个部落。这种制度看起来似乎有一些民主，但事实上却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这一制度意味着任何追求权力的个体都必须在持续数年的集团暴力斗争中胜出，直至武士一致效忠某位新的领导人。蒙古人相信，上天最终会在这些继承斗争中选出最后的胜利者，而为了更好地了解上天的旨意，成吉思汗的统治者们甚至邀请外国天文学家参观他们的宫廷，并出资建造大型的天文观测台。
根据扎拉库尔的说法，几个世纪以来，那些时期的统治者们都“对全球世界持某种特定观点”，并建立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机构”，并对其进行调整，或重新建立了其中的一些机构。历史学家往往更关注有关这段政治和制度历史的准确事实，而扎拉库尔却提供了一种观点，让这些国际关系研究员们更加关注这段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她超越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观，并审视了那些试图建立与蒙古帝国相媲美的全球性大帝国的各方，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如今包括中国、印度、伊朗、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土地上的各方。扎拉库尔超越了局限于一个国家、种族或宗教的叙述，而揭示了亚洲不同统治者如何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建立了可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相媲美的外交秩序。
“通关文牒”
鉴于时间跨度过大，单项研究很难毫无瑕疵地涵盖整整5个世纪，因此，《西方之前》一书在第一部分叙述不同统治家族的重大事件时，便遇到了绊脚石，书中也解释了一些王朝有资格（或者没有资格）被列入“成吉思汗时代”的原因。扎拉库尔这项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缺乏大量关于外交的文献资料，而这正是该书的主题所在。这是一项奇怪的纰漏，因为存在两项有关对“成吉思汗时代的统治者”进行外交访问的目击者详细叙事，而这两种叙事都被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广为流传。这两项叙事阐明了成吉思汗外交体系在现实中的运作方式，而这与扎拉库尔对蒙古统治的幻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1253年至1255年期间，比利时血统的圣方济各会修道士威廉·鲁布鲁克在蒙古附近的宫殿内访问了当时的统治者蒙哥汗的宫廷，而蒙哥汗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之一。法国十字军领袖、国王路易九世派遣鲁布鲁克作为传教士——而非使者——前往蒙古，但是，当他到达黑海港口苏达克时，接待他的蒙古人却已从当地商人那里听说他是一名外交官。鲁布鲁克决定接受作为特使的特权，而不再企图表达其传教的意愿。像所有的圣方济各会教徒一样，他穿着一件棕色斗篷并且赤脚行走，而这套服装让他在这块冰冻平原上的旅程变得如此艰难，以至于他最终选择放弃，并穿上了一件毛皮大衣和一双羊毛鞋。
虽然鲁布鲁克的故事不如在50年后写成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事那样广为人知，但是，鲁布鲁克的故事仍在1990年被彼得·杰克逊翻译出了近300页的英文译本。这个故事对蒙古帝国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描述。作为一名敏锐的观察者，鲁布鲁克写下了公正、不带感情色彩的报告，供其唯一的收件者——国王路易九世阅读。他在描述蒙古人时写道，“当我来到他们身边时，我真的感觉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鲁布鲁克的叙述准确地展示了蒙古人如何对待进入他们王国的外交官员。蒙古人会授予所有来访的使节一张金属制成的“通关文牒”，以使他们能够在纵横交错的帝国主要道路沿线的各个驿站内获取食物，并用新的马匹替换疲惫的马匹。持有这种通行证的人员还可以在驿站内过夜。这套体系非常严密，但却并非没有缺陷——鲁布鲁克在渡过顿河后便发现了这一点，当时，当地居民拒绝给他提供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位修道士花费了3天的时间才得到另一匹马。再加上行路艰苦，如果他以蒙古武士的步调行进，那么他一天能够行进97公里，同时需要换马2至3次。他的早餐要么是肉汤，要么是清淡的麦片，他没有吃午餐——旅行者只能在晚餐时间获得固体食物。
在1253年7月，当鲁布鲁克到达成吉思汗的后代之一——拔都汗的宫廷时，这位传教士请求官方允许他在蒙古人中传教。拔都汗从那里将他送至他的父亲——蒙古帝国领袖蒙哥汗的居住地内。鲁布鲁克没有解释拔都汗的决定，但是很可能拔都汗作为地区首领，只处理所有与其管辖范围相关的地区事务，而必须将与国际外交相关的事务提交给蒙古大汗。因此，扎拉库尔夸大了成吉思汗体系的独创性，因为可能只有蒙古大汗才是唯一能够在某些事情上做出决定的人，而如果他不在，就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替他作出决定。
在将近150年之后，一位西班牙外交官员克拉维霍也发生了与鲁布鲁克相似的经历，当时，他访问了帖木儿统治下的、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境内的一个大型贸易市场，他的访问在1404年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克拉维霍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三世的大使，而后者希望能建立一个反奥斯曼联盟。克拉维霍及其代表团向帖木儿递交了一封信件以及一些礼物。克拉维霍对帖木儿的首都的富饶程度感到震惊，其5万支持者在那里支起了帐篷，而帖木儿也热情地接待了这个西班牙代表团，并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肉和酒，还邀请他们参加一些招待会。
但是，在帖木儿病倒之后，他的3名顾问继承了统治，但却无法行使任何实权，此外，他们还要求西班牙人回国。因此，克拉维霍不得不在抵达那里仅仅两个月后又失望地返回了西班牙，很快，他就卷入了企图接替帖木儿并统治其帝国的势力之间的冲突。克拉维霍的经历与鲁布鲁克的经历非常相似，而二者的经历都说明，在蒙古帝国的外交关系上，唯一能够做决定的就是可汗本人。
鲁布鲁克与克拉维霍的经历记录了蒙古帝国统治的现实。蒙古统治者可能渴望建立一个世界秩序，但是，尽管存在允许信件和人员通行的高效的邮政系统，他们的帝国仍然处于高度分散的状态。与此同时，蒙古大汗也没有直接管理其帝国，而是任命了许多自治的地方统治者，而这些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执行与前蒙古当局相同的政策。
扎拉库尔认为，得益于成吉思汗，“政治统治者作为最高权威的原则得以传播，而其合法性来自于他对世界宝座的占有，并且通过以身作则的方式，为其时代树立了榜样”。扎拉库尔声称，成吉思汗提供了“非常高度的政治集权，并将所有具有争议的权力形式归于自身”。在军事征战中，可汗拥有指挥权，并以战利品奖励他的追随者。而在和平时期，统治者的权力则要小得多。然而，扎拉库尔的观点与鲁布鲁克和克拉维霍的经历并不一致——在他们的经历中，可汗保留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就是说，他是唯一能在某些事情上采取决定的人，例如允许圣方济各会的传教，或者向另一位统治者发送信息。但他并没有实施那些旨在整合其帝国不同部分之间的政策。
其他世界：其他的国际秩序
学者们可能会对涉及过去的解释的准确性产生争议，但是对过去的主流观点往往也会影响当代的国际关系。正如扎拉库尔所提出的那样，研究人员需要讨论她在书中所涉及的整个时间段，并质问“应用在那个时代并且在我们当前的时代仍然适用的逻辑前提”。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扎拉库尔探讨了“欧亚主义”这一概念，而这是一项出现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化运动，它揭示了在欧洲和亚洲之间建立世界秩序的非欧洲先例，尤其是日本、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对蒙古统治给其社会造成的长期影响的理解方式。
这种对非欧洲想象中的世界秩序概念的重视，出现得非常及时。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尼古拉·特鲁别茨科伊、乔治·维尔纳茨基、列夫·古米廖夫等俄罗斯学者便就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对现代俄罗斯的影响展开了争论。他们还呼吁俄罗斯当代领导人以成吉思汗为榜样来团结俄罗斯人，以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新帝国。这种想法在苏联和共产主义解体后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而普京也常常被拿来与成吉思汗作比较，当然，历史的准确性并不会引起普京顾问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担忧。在展示他们如何捍卫欧亚主义，以及如何使俄罗斯更加强大时，他们援引了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无关的传统，因此，扎拉库尔提出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即欧亚主义所依据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发生在曾经被蒙古人统治的地区的现实。
与该领域内的任何一本先驱著作一样，《西方之前》这本书涵盖了一个非常广阔的新领域，这使得它难以对所有的细节进行事实推敲——尤其是它对蒙古帝国中心地位的夸大。尽管如此，扎拉库尔通过证明世界不同地区在1500年前的历史，对国际秩序的现在和未来的影响程度，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她可能忽略了在1206年之前发生的事件的重要性, 例如，亲王弗拉基米尔一世在988年于基辅皈依了“东正教”，尤其是鉴于俄罗斯总统普京渴望建立一个欧亚帝国，并将俄罗斯帝国在上一个千年末期在如今的乌克兰领土上建立的俄罗斯东正教立足点囊括在内。
这正是扎拉库尔的观点，研究渴望在公元1500年之前建立世界秩序的非欧洲社会，给我们揭示了很多有关当代世界的信息，鉴于当前生活在这些地区内的人们仍希望恢复那些古老的成就与秩序，有时甚至是试图重新建立这些秩序，因此，古代那些欧洲以外的统治者所建立的世界秩序仍然极其重要。对这些古代统治者所开创的外交实践的重视，制造了一种可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相较的平衡。
而在我们今天所生活的多极世界内，美国领导人在其实施霸权的同时，必须考虑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和日本等国的下一步行动，但是，他们却很少考虑世界这些地区的历史。现在，是时候让更多人以扎拉库尔为榜样，去研究欧洲以外的许多政治和经济中心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