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诅咒 生孩子要遵守市场规则吗？
生孩子对环境不好，还是对经济不利？或者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因为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无论您选择相信哪一种观点，重要的是，根据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者的说法，人类的繁殖对于环境来说相当于购买了一个不必要的大房子，并且开着所有窗户开空调！著名小说《母性》的叙述者西纳·赫迪说：“生孩子背后的自私就像殖民主义背后的自私。当我听到一个人有三个、四个、五个或者更多孩子时，我感到不知所措。这是傲慢无礼的贪婪！”
仅在《卫报》中，只有近两年才有“你会为了拯救地球放弃生孩子吗”、“你想应对气候变化吗？那就少生孩子”； “打破禁忌：后悔生孩子的父母”、“你想挽救你的婚姻吗？不要孩子”这样的头条。正如《纽约时报》的标题，“因为气候变化不要孩子？有些人正在考虑。”商业内幕发表了一篇题为“根据科学，人们不生孩子的七个原因”的文章。这种逻辑正在迅速渗透到自由主义的公共文化中。
在希望和现实成本之间
很难不了解这些指控背后的信息，但似乎没有人在听。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美国女性想要拥有的孩子数量与她们可能拥有的孩子数量之间的差距“已上升到四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自2002年以来，想要孩子的女性人数稳步增加。然而，生育率略有增加的唯一年龄组是40至44岁的女性。
《纽约时报》称，美国人避免意外怀孕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远远快于他们提高实现意外怀孕的能力。由于美国的医疗保健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仍有数千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数十年的薪资停滞以及不断上涨的教育和住房成本，如今在美国生孩子是历史上最昂贵的时期。美国农业部估计，将2015年出生的孩子抚养到17岁的平均成本为233000美元，其中不包括大学学费，这在美国是另一笔巨额费用。简单地说，将孩子带入这个世界是许多人无法承受的梦想。
在这一点上，反对生育的自由主义者与保守派达成一致。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将延迟生育列入“贫困青少年加入中产阶级必须遵守的三个简单规则”！但是，这一原则与我们几十年来从乔治·威尔等保守派那里所听到的观点并非完全不同，他们将穷人的贫困归咎于所谓的“不道德的选择”。
这也让人想起90年代中期的种族主义运动，当时共和党人和克林顿政府共同谴责“未婚少女母亲”是对儿童健康和家庭价值观的威胁。当时，另一群民主党人走得更远，试图通过一项规定，禁止向未满21岁的单身母亲（及其子女）提供食品券和援助。
尽管大肆宣传这些年轻母亲的“自私邪恶”，但实际上这些女性正在为家人做出最好的决定。阿琳·热罗尼姆斯博士认为，与保守党和自由主义者对“可怜的少女母亲”的诽谤相反，当我们考虑到她们作为美国贫困公民所面临的限制时，低收入妇女选择在很年轻的时候生孩子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定。“如果女性找到工作，她获得的工资和奖金可能无法抵消作为职业母亲的成本。她不能期待产假；也无法获得负担得起日托服务，让她在重返工作岗位后不再依赖亲戚来照顾孩子。她在劳动力市场上长期生存的最大机会是孩子上学前班的时期，这时她有能力从相对健康的亲戚那里获得社会和实际支持。”
女性的渴望与美国工人阶级母亲面临的残酷现实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那么，如何解释如此多的反对生育的自由主义者的存在？即使在以生育福利而著称的法国，新任性别平等部长玛丽莲·夏帕似乎也准备重新考虑对母亲的传统承诺，使它们更接近美国的极低标准。这位法国部长最近在接受《纽约客》采访时表示：“我一直注意到美国存在的活力和志愿精神。（但在法国）关于女性地位，人们的反应是：‘国家会为我做什么？’”但这有什么问题呢？
自由主义的处方：让我们向资本投降！
21世纪劳动群众的开明处方是缩小视野，降低期望，做到事半功倍，换言之，延续过去四十年由于自由主义完全放弃工人运动而一直持续的紧缩计划。自由主义者还放弃了对人们过上体面生活、拥有自己的房屋和老人过上舒适退休生活的承诺。而这只是我们社会中已经存在的巨大集体财富中的一小部分，现在看来，自由主义者希望我们放弃生育孩子。
自由主义者发现自己无法想象出走出2018年生活在地狱边缘的任何出路。因此，自由主义者开始将自己视为禁欲道德的守护者，虔诚地监督和管理衰退，而不是寻找解决方案。也就是说，左翼自由主义者不再相信它可以改变世界，用阿道夫·里德的话来说，他们发现最重要的任务是“见证苦难”。自由主义者要么认为挑战资本主义和气候崩溃是不可能的，要么他们根本不想这么做。无论是哪种原因，他们的解决方案都是一样的，不涉及工人运动的复兴，而是鼓励更加紧缩和自我牺牲的道德宣讲。
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求女性接受这样的逻辑，即生育孩子应该受市场支配，而不是挑战这些限制。今天的女性被鼓励“向前一步”（Lean In）。（译者：是一个理念，敦促女性通过坚持不懈和个人奋斗，而不是依靠社会团结来挑战自我，直面困难）。
在此，我们将用东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妇女状况进行比较。东德妇女享受着帮助她们抚养孩子的慷慨福利制度，例如为出生几周后的孩子提供早午餐的免费托儿所，以及强大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堕胎于1972年合法化，比在西德合法化早了很多年，对于东德的女性来说，离婚也是快速、简单且不花钱的。与西德相比，她们对自己的外表也更有信心，性满意度也更高。尽管东德政权具有专制性质，但在该国生育孩子的能力并不取决于核心家庭的存在。
另一方面，在统一后的德国，托儿所价格昂贵且数量有限，因为托儿所工人非常短缺。柏林墙倒塌后，原东德地区的出生率立即下降。然而，与西部女性相比，该国东半部妇女的孩子年龄仍然要小得多，而且男女之间的工资差距比西半部要小，这一差距与今天的美国相似。与东德给予妇女的这种自由更接近的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压力下赢得胜利的国家。例如，根据研究，与“自我挑战”的美国女性相反，荷兰女性世界上最幸福的，而且几乎没有女性是全职工作的。由于工会动员，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赢得了将自由置于对劳动力市场或配偶的任何“义务”之上的能力。
那么，这里自由主义对生育的敌意的根源，也就是资本的逻辑。资本主义虽然需要新的工人和消费者，但它并不想为他们的成长付出代价，而是想摆脱这些成本，把重担放在个人和家庭的身上。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移民执法人员被要求防止婴儿配方奶粉被盗，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宁愿在杂货店用枪对婴儿配方奶粉进行保护，也不愿免费分发。美国政府和警察没有为抚养孩子提供社会援助，而是在追讨父亲为此付出抚养费。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让国家为父母提供育儿、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不如强迫核心家庭在一起。也就是说，逼婚已经成为国家的普遍政策。
我们已经从战后保守派将女性视为可塑的生育劳动者的观点，转变为宣扬她们应该尽可能地推迟怀孕，也许永远推迟，以开始职业生涯的观点。虽然生育医学目前正在取得巨大进步，但体外受精、促排卵药物、卵子储存和试管婴儿都非常昂贵。如果没有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医疗保健的系统，这些科学进步仍然仅限于富人。要求女性等到事业成功并存够钱后再生育，是女性被迫留在家里为丈夫生孩子的另一面。这两种观点都要求女性不要听从自己的欲望，而是要听从市场、环境、父权制的欲望，甚至是所谓的女权主义的扭曲潮流。
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劳动力市场不是自我实现的合适场所，现在不是，以后也不是。相反，这是一场艰难的摔跤比赛，你必须牺牲至少三分之一的生命才能生存。2018年，座右铭“做你喜欢做的事”对所有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除了富人。专业阶层永远不会明白，无论他们是谴责单身母亲的保守派，还是要求推迟生育直到有能力时的自由派，抚养孩子对那些不抱有资本主义是幸福和满足来源的人的意义。
如果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生孩子就像购买拉斯维加斯的小木屋，是一项昂贵、愚蠢、傲慢的投资，而不是抨击令人发指且滥用的政策，我们如何通过分担社会生育成本的政策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要求资本停止将生育费用压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行为，而是通过提供免费的婴儿供应基金和涵盖生育和儿童保育的医疗保健计划，使生育费用成为集体责任，让体外受精真的适合每个人，而不是奢侈品。此外，还应制定一项计划，雇用和培训数十万人在高质量的托儿所工作。但我们要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的唯一方法是复兴工人运动，而不是传播关于“节育”的可怕想法（不可避免的种族主义）。
为什么女性不能在20多岁的时候生孩子，然后享受发展职业的自由？为什么一个年轻的母亲不能顺利上大学并将孩子安全地交给国家照顾？为什么她要寻找或“留住”一个男人，只是为了她的孩子有口饭吃？对女性来说，真正的自由意味着能够摆脱“生孩子、教育和事业”之间的错误选择？但如今，只有富人才能同时完成所有这些事情，这是不公平的。
本报告翻译自《雅各宾》杂志，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