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家中也受到监控:巴勒斯坦如何沦为了以色列监控技术的实验室?

信息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近年来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局一直使用审查和信息的力量来控制其公民,而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仅仅从镇压中获得其合法性的占领国,那么,事情必定会变得更加严重和危险。因此,收集关于整个巴勒斯坦人口的数据,在过去和现在一直是以色列占领政策及其严格控制的一个重要成分,并且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控制将变得越来越严格。

在过去,数据是通过间谍网络和传统的信息收集方式而间接完成收集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变得更加容易,同时也更加危险。 例如,作为在希伯伦市实施的“智能城市”项目的内容之一,监控摄像头已经遍布该市的所有街区,这些摄像头时刻监控和注视着巴勒斯坦人,甚至追踪他们在家中的一举一动,这些信息会被发送至一个专门的数据库,以逐字记录“巴勒斯坦人的每一次进出。

“数字圆形监狱”

根据希伯来媒体《国土报》的报道,在约旦河西岸和被占领的耶路撒冷负责实施数字监控的以色列士兵,在完成目标之前不得返回家园——任何未能成功向一套名为“蓝狼”(Blue wolf)的跟踪系统上传50张巴勒斯坦人照片的以色列士兵,都必须继续服役直至其达到所需的图像数量,而这些图像随后会被上传至用于跟踪和监视巴勒斯坦人的数据库内。

这些士兵的智能手机内也装有同名的应用程序“蓝狼”,他们被要求以任何借口拍摄巴勒斯坦人的面部及其身份证件,而这些信息将被连接至另一个包含许可证相关的信息的数据库内,以识别是否属于被禁止移动和靠近定居点的人员,或者根据占领当局的分类,是否属于存在安全违规行为的人员。为了使该应用程序以所需的效率运行,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扩展该数据库。为此,占领军举办了摄影比赛并为收集更多图像的单位颁发奖品,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士兵竞相为包括儿童和老人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拍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色列占领军内部的消息人士将这一数据库称为“巴勒斯坦人的Facebook”。当这款扫描应用程序识别到人的面部信息时,它就会以不同颜色的光作为提示,以便提示士兵,此人是否将被拘留、逮捕或者单独留下,这也意味着,他们将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权力留给了面部识别的应用程序代码,而与此同时,全世界仍在争论,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关键性的决定权——例如发射炮弹和最终的军事决定权——完全交给机器,还是应该由人类来做出这些最终决定?

以色列选择了它的答案,而对于一个将注意力放在监视巴勒斯坦人的声音和限制其言论自由的占领政权而言,这也是一个预期中的答案。如果我们将针对巴勒斯坦的监视机制比作“圆形监狱”——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18世纪提出的一种社会和心理控制机制,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夸张。“圆形监狱”的中间是一座用于看守的瞭望塔,而监狱内的所有牢房都处于守卫的视线范围内,因此,囚犯无法确定自己在此刻是否受到监视,并将因此时刻注意和控制自身的行为。

“圆形监狱”中央设有一座瞭望塔,而牢房则以环形分布在周围,并且完全处于守卫的视线范围内,而囚犯却无法确定自己在此刻是否受到监视 (路透社)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其对“圆形监狱”的分析中指出,其目的是制造一种情境,使被监视的结果永久存在,即使监视本身并不是连续性的。而以色列的监视机制背后也存在着同样的偏执逻辑,其目的不仅仅是通过随处可见的摄像头来监视巴勒斯坦人,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觉得无论身在何处,都时刻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之下。因此,以色列实施的数字监控,是以色列占领军实施的“你随时受到监控”的战术的最新版本,这种做法被以色列军队的巡逻队伍在巴勒斯坦社区内大规模采用,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展示占领军的影响与控制范围。

在这个问题上,两名前以色列士兵与“打破沉默”组织进行了交谈,而该组织是由一群反对占领的以色列退伍军人组成的。双方在匿名的情况下讨论了这个监控项目,而他们的这些证词首次大规模地公开了以色列的这项监视计划与机制。

据该组织透露,作为希伯伦“智能城市”项目的内容之一,以色列占领军在希伯伦市安装了带有面部扫描技术的摄像头,以帮助检查站的士兵在巴勒斯坦人出示身份证之前识别其身份。该项目旨在随时监控城市内的所有居民,有时甚至能够监控到私人住宅内的情况。

以色列当局在希伯伦市特鲁梅达检查站附近的巴勒斯坦房屋上安装的一处监控摄像头 (半岛电视台)

总体说来,人脸识别技术是当代最具争议的技术之一,至少在波士顿、旧金山等十几个美国城市内已经被正式禁止使用,而欧洲议会也呼吁禁止警察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识别技术。但是,这并不妨碍占领军采用这项主要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此外还有至今仍在使用的一些传统的监控方法。占领当局的官员争辩称,使用无人机进行拍摄,可以减少以色列士兵冲闯巴勒斯坦人住宅的情况,因为这使他们能够在安全距离以外收集情报。

沦为机器的猎物

我们已经在上文中指出,实施这种监视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让巴勒斯坦人整体产生一种被全面监控的感觉,而这将使他们更容易被控制。但是,事情远不止于此,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你听说过“情绪分析”技术的军事用途吗?

“情绪检测器”是一款存在争议并且仍然缺乏公信力的机器学习模式。谷歌公司声称其系统可以从人的面部表情和话语中辨别其内心情绪,但这项技术仍被广泛斥责为“伪科学”,微软公司甚至决定不再通过其云计算平台提供这种“情绪检测”功能,理由是其缺乏科学依据。

亚马逊与谷歌 (半岛电视台)

但是谷歌公司似乎并不同意微软公司的这一观点,而是决定向占领实体展示其“Nimbus”项目,而这是以色列政府的云计算项目,其中包括向占领国的政府机构提供使用“谷歌云”的权限。但是以色列将不仅会使用谷歌的云服务,还将会在此次合作中注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其中或许也包括备受争议的“情绪检测”技术。根据报道,双方之间的合同禁止谷歌公司拒绝向以色列占领军等特定政府实体提供服务。

尽管谷歌声称会在这种合作中遵守一些道德原则,但该公司此前却与员工陷入了麻烦之中。2018年,谷歌在一项名为“Project Maven”的军事项目中与美国国防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一项人工智能合同,可用于提高无人机打击的准确性,但是在员工抗议使用技术进行杀戮之后,谷歌选择不再续约。

与此同时,在受到言论自由倡导者的批评之后,谷歌公司也终止了“Dragonfly”项目,这是一款受到审查的搜索引擎和新闻应用程序。另外,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内数十名反对“Nimbus”项目的员工也举行了抗议,但是他们的抗议却未能像过去那样取得任何结果。

显然,科技公司向政府出售的不仅仅是服务,而是直接将权力交到独裁者及专制者手中。谷歌公司向以色列、美国出售权力,并帮助其实现行业的控制与监督,但是行业巨头并不关心这些,只要其符合其商业目的,或许巴勒斯坦就是一个证明这种趋势的清晰案例。

监控实验室

(半岛电视台)

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巴勒斯坦领土如今正被用作以色列的实验室,以便在向世界各地的压迫政权出售这些间谍和监视技术之前进行测试。这种交易存在令人不安的影响,尤其是在越来越多的政府利用数字监控工具来对付其政治对手、活动人士、记者以及民间社会工作者的情况下。

以色列“NSO”集团等公司就是说明这种情况存在的危险的明显案例。该集团通过从以色列精英情报部门中招募退伍人员而跻身私人网络安全市场的顶端——这些人员可以轻松地将他们在军事环境中的监控专业知识提供给私人使用。

这家网络间谍公司还与以色列外交部密切合作,以帮助其向其他国家出口间谍软件——无论是独裁政权还是自由民主国家。在此后的几年内,迄今为止最危险的间谍软件“飞马”(Pegasus)已经在全球近5万部手机上被发现,并且有报道称美国也曾讨论购买该技术的问题。但是在证实“飞马”软件被用于窃听美国国务院雇员的电话之后,美国方面便将“NSO”集团列入了黑名单。

不仅仅是“NSO”集团,其他不太知名的以色列公司也在将他们的技术从巴勒斯坦的被占领土上传播至世界各地。以色列领先的面部识别技术制造商“Oosto”于2019年在约旦河西岸的检查站配备了生物识别扫描仪,然后在几个月后开始将这类技术出口至国外,如今,在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的购物中心、体育场馆、办公大楼的入口处都使用了这类面部识别的摄像头。另外,以色列情报公司“Cellebrite”现在也已将其技术出口至美国各地的执法机构,而该公司在为以色列警方破解iPhone锁屏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在捍卫巴勒斯坦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巴勒斯坦人并不是唯一受到数字入侵技术威胁的人,即使他们是一项独特的案例——因为他们处于残酷的占领国的压迫之下。鉴于监视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抵抗不仅仅需要来自巴勒斯坦人的努力,还需要在面对日益扩大的监视世界的侵蚀时,开展全面的全球运动以保护个人隐私。

来源 :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