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抵抗者不会抑郁？

心理学教授穆斯塔法·赫加齐指出：“抵抗者不会变得抑郁，而抑郁者则被剥夺了反抗的能力，在被剥夺愤怒的情况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会转化为抑郁者。”

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期间，在交战双方的媒体冲突背景下，以色列宣传的基础之一就是将巴勒斯坦人描述为黑暗之子，而非光明之子，而在战争背景下，这是极为常见的一种妖魔化手段。

但这些描述的含义超出了它们的直接含义，因此，“黑暗之子”成为了野蛮人，而“光明之子”则是文明人，那么，我们会让你理解在将被占领地区的人民以及土地和人民的捍卫者面前，这些非人化的手段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些概念或描述并不是以色列宣传机器所发明的，相反，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并曾在不同的背景、战争和时代中出现。

在光明与黑暗二分法的另一面，解放心理学领域所指的概念与以色列宣传机器所传达的概念完全相反，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病态与危机的现实中感觉不到任何压力，甚至感到非常适应，那么这就表明他已经出现了异常且不健康的状况。

另一方面，根据阿尔及利亚精神病学家弗朗茨·法农的说法，殖民主义下个体倾向于采取暴力和反叛的行动与行为，这不应被解释为精神疯狂或者神经系统急性兴奋的结果，相反，这是殖民局势本身造成的直接产物，也是个体应对压迫的反应。

许多精神病学专家认为，抵抗者在战场和交战线上的反应，体现了这些普通人因实现自我的过程而自然产生的感觉，还表明他们有能力抵抗主要肇事者带来的侮辱与暴力。

正如阿德南·阿布·西塔所做的那样——他在袭击了以色列占领军的一辆军车后高兴得跳起来欢呼，因为这辆军车沿途“吞掉”了数十名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殖民主义是疾病而抵抗则是治愈之法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抑郁症被描述为一种针对自我的暴力。当一个人受到来自外部的压迫和暴力，而他无法抵御这种针对他的压迫和暴力，或者阻止自己立即反抗的时候，受压迫者就会使这种压迫的能量进入自己体内。

根据能量守恒的物理原理，即能量不会凭空消失，也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因此，一个人会将外部的压迫能量转化为其内部的张力能量，并通过自我责备、自我贬低、感到内疚、失去价值甚至扭曲自我形象的方式来消耗这些能量，从而导致个人情绪低落、动力和效能下降，最终导致自我毁灭。届时，他们将无法履行日常职能、无法享受日常生活，而这就是导致他们抑郁的第一条途径。

但是，如果不走向抑郁的话，又会发生什么呢？该理论认为，保留在自我内部的暴力会被引导至不同的方向，其中之一就是将压抑感化为储备能量，然后在某个具有压力的时刻爆发，而这种爆发往往是面对错误的人，又或是将保留的能量变成针对自我的暴力，而这可能最终会让人走向自杀的深渊。

当语言产生不了帮助时，当可用的表达渠道产生不了帮助时，当人们对语言感到沮丧和无用时，当人们感到现实的可能性受到阻挡时，当发现自身陷入了困境时，人们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和行为进入了一个会随时爆发的时刻，因为这将是人们将其想说的话强加于危机现实的最后一种方式，也将是吸引那些长期忽视他们话语的人的最后一种手段。

但是将压迫转变为向外的暴力，却是殖民者或者压迫者不愿看到的情况。西方精神病学的干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其目的是使一个人的矛盾、委屈和沮丧的感觉合理化，而这里正在做的具体工作就是通过和平和可能的渠道开辟空间，以排空被压抑的情绪并释放压迫的能量，并说服人们相信压抑愤怒情绪并将其转化为能量，以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改善科学和教育绩效的必要性。这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维度，因为心理治疗往往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自我回归资本主义生产的车轮，以恢复其生产效率，而不被抑郁或者严重焦虑所扰乱。

西方发出的老套信息是：世界各国的人民啊，你们的问题都是心理问题！

“当谈到那些生活在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掠夺的地区的人们所遭受的心理痛苦时，心理学的概念就呈现出充满讽刺性的特征。”

——尤吉尼亚·曹：《制药帝国主义与心理治疗的全球贸易》

在2008年，印度维达尔巴农村地区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创伤：每8小时就会发生一起自杀事件，而且受害者都是农民。

位于印度次大陆中部和中部的维达尔巴地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过着稳定的乡村生活，并以种植棉花和大豆而闻名，当时，这里并不了解当今盛行的精神疾病概念。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本地的农业生活才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开放时代，印度政府允许西方主要投资进入涉及现代转基因农业产业的当地市场，以跟上全球市场供应和发展的步伐。

外国公司侵入当地市场，种子价格上涨，农民纷纷以性命为抵押而去借贷，然后他们对农药的需求上升，以增加成功的机会并维持体面的生计，然而，随着市场的波动，在缺乏社会安全网络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拖欠付款，最终，这一切因素将该地区的许多人都推向了这股自杀的浪潮之中。

维达尔巴并不是印度唯一出现过自杀浪潮的农业区，在1997年至2007年的10年之间，估计印度共有20万人因经济赤字而选择自杀。而且这种自杀现象并不只限于印度，而是包含整个亚太地区，根据对类似案例的研究，在这些地区的农民自杀案件中，有87%都与债务和无力支付使用现代实践而生成的农业成本相关。

印度安得拉邦的首席部长派出了心理医生团队以看望农民，并为他们提供心理治疗课程，旨在减少这种现象。令人意外的是，印度政府在心理学解释的帮助之下达成了有效的治疗方案，并质问为什么会这样，是否存在某种基因缺陷而导致了这些农民的自杀？

注意！印度政府说这是基因缺陷，而不是经济和政治缺陷！因此，印度官方在2007年启动了一项名为“调查维达尔巴农民自杀浪潮的基因关联”的研究。就这样，该国政府通过一项政治决定而忽略了因纵容世界银行政策而给一个平静社会带来的痛苦，而是转而调查这些农民的基因记录，并从精神病学和遗传学的角度来寻找他们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和遗传根源。

了解国际组织和全球机构对这种被称为自杀的系统性“犯罪”的立场也相当有趣，全球心理健康运动已经呼吁世界银行增加对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的人群心理健康干预措施的资助。

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这是在呼吁那个对全球人民构成了控制和经济殖民主义条件的一方，向那些因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经济压迫而受害的人们提供援助；这不是要求阻止产生该问题的根源，而是要为受害者注入更多的心理和精神润滑剂，以帮助他们适应经济苦难，因为这种自杀的场景会让西方的老爷们感到不安。

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维达尔巴的农民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抵制大公司政策和残酷资本主义的模式。该地区的农民曾经并且仍然有多种选择来形成印度农民特有的斗争状态，首先是回顾印度圣雄甘地所创造的抵抗遗产，然后是抵制和普遍的罢工，此外还有一系列通常会导致改变大公司的条件并改善农民的处境与经济状况的公民运动。

有几个证据可以支持这里的基本假设，即谁抑郁谁就不会反抗，谁反抗谁就不会抑郁，因为对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的研究，使我们清楚地了解了政治和公民斗争对个体提高自我赋能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自己受到现实和环境影响的感觉，从而降低了其中一些积极分子的抑郁率。因此，面对任何压迫性的现实，人们可以创建两种模式：一种是被动接受压迫并屈服于压迫的模式，而这最终会导致抑郁和自杀；另一种则是积极主动地与压迫者周旋的模式，以努力改变强加于自身的条件，从而增强自身的心理免疫力，使自己感受到自我效能，并保护自己不陷入抑郁的陷阱。

平息人们的痛苦：不要把事情看成是针对个人的，而是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这一切！

“我们的生活中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疯……当没有人因此发疯时，这意味着我们的感觉开始变得迟钝。饥饿并没有动摇我们之中的一些人，疯狂对于不能容忍侮辱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健康的迹象，这说明健康的人并不是因为毫无感觉才保留他们的理智，而是因为他们正在努力奋斗以洗去这种耻辱。”

——马姆杜哈·阿德迈：出自《为疯狂辩护》的序言

如果没有人类学和不同文化的知识，如果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的边缘化生活及其所经历的经济和政治苦难，我们可能就无法理解这种精神疾病。药物和镇定剂将无法成功解决这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需要更为深入的解决方案。

当讨论国家政治局势或者对政治和经济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大门被紧紧关闭时，问题就开始于通过消除产生这些症状的背景来消除个人的心理痛苦。自杀和抑郁症的发生遭到忽视，而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传统临床治疗方案的扭曲，这也使得精神障碍患者认为自己才是他们所面临的社会弊病的唯一原因。个体心理痛苦的原因被描述为大脑中的化学不平衡，或者患者的认知扭曲，从而导致了患者对现实的消极解读，并且需要纠正和治疗指导，以便个体能够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来摆脱困境及其心理疾病。但是这种误诊的背后，是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精神和心理殖民化，这是一种休眠的殖民化，带有幻想的中立色彩，其中的压迫和暴力政治背景是从精神环境中提取出来的。他们会以医疗专业精神为借口，要求人们遵守专业指示和指导方案，而这些指示的制定者，正是那些对世界各地的人民强加殖民和非人道条件的主体。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区分由于神经和心理层面的根本缺陷而遭受心理障碍并因此需要专门、有用和有效的心理治疗的人员，与那些对政治问题产生自然反应的人员。例如，由于以色列的占领而每天发生的侵犯行为，只能被理解为针对自我的系统性压迫所导致的集体痛苦。

例如，在巴勒斯坦当前的局势下，以及在为叙利亚内战受害者提供人道主义救济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国际组织采取了基于非政治化和排除任何解释性政治特征的做法，而这最终可能导致受害者无法从这种服务中受益，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拒绝继续治疗。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阿勒颇的受害者曾经历过充满破坏和爆炸桶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些恐怖会很自然地促使受压迫的人对压迫性的政治制度采取激进的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心理学家试图援引“认知扭曲”的概念，并向受害者描绘出在抑郁或者心理创伤的重压下采取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么，治疗讨论将会偏离这些现实的理由。心理治疗师会一脸怜悯地说：“你认为我令你失望，这只是因为你抑郁了，在治疗之后，你将会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具体是指中立超越了冰冷的专业精神与殖民者或暴虐统治者的医学勾结之间的界限，即使治疗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话语方向上存在的效果。

同样，当受害者在治疗过程中透露出对以色列政权的仇恨和偏见时——因为以色列政权摧毁了他们的家园并将他们推向流离失所的境地，正确治疗模式应当建议心理治疗师重点纠正概念上的扭曲，不要将患者的痛苦来源“个人化”，不要以“非此即彼”或者“非黑即白”的二元逻辑模式来看待实地发生的事件。

这种治疗建议可能适用于生活在民主国家内的西方公民，例如，某人在上班时受到一位鲁莽司机的随机冲撞。在这样的情况下，心理治疗师必须建议此人不要将事情个人化，所发生的事情只是因为司机的鲁莽而导致的随机事件。

但是，当自我在占领的情况下或者在对某个群体进行种族清洗或政治迫害的情况下沦为迫害对象时，“去个人化”就失去了其合理性，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自我仅仅因为属于某个特定群体而成为了蓄意攻击的目标。

巴勒斯坦卫生部心理健康中心负责人、乔治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和行为科学助理教授萨马哈·贾布尔博士，在接受“阿拉伯48”网站采访时表示，如果我们从一种压迫转向另一种压迫，我们就会发现巴勒斯坦人受到的压迫是更为复杂的压迫，巴勒斯坦人的心理创伤与其他任何创伤都不一样。她还认为，处于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心理打击是多层次的，其中有因身体伤害、监禁或酷刑造成的个人创伤，也有因社会恐惧感而造成的集体创伤，例如犹太复国主义实体针对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战争，或者巴勒斯坦记者希琳·阿布·阿格莱被害的场景。

她还解释了西方医学模型无法完全理解巴勒斯坦人的原因。其中一些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可能被描述为强迫症或病态行为，但是在巴勒斯坦人之间，这类行为应当被理解为预防性的正常行为，例如，一些女孩坚持在睡觉时戴好头巾，这并不是一种偏执的行为，而是基于她们所看到的现实——例如她们的母亲夜间从家中被捕的情况。

在群体中各类形式的心理创伤的存在，及其在整个群体内部的传播并不表明个体存在心理问题，而是表明存在基本缺乏生活必需品的现实。当现实情况如此时，对个人的心理治疗不应该是针对每个人的临床干预，而是应当增加社会和政治分析的层次，以推动实现个人的生活现实，并使个人的尊严、自由不会在其中遭受迫害、羞辱、虐待、侵略或暴力。这里需要的治疗模式，是一种认真对待患者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同时又不忽视其个人心理问题的模式。这种模式旨在弥合个人心理和社会政治之间的分歧，这也是一种将个人痛苦转化为殖民主义条件下的民众苦难的方法。

 巴勒斯坦人的治愈在于他的叙事而非医生

“我们给自己讲故事，这是为了活下去，通过我们的思想与想象而将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置于更加宏大的背景下，我们才能将它们从痛苦和苦难转化为治愈伤口的良药。”

——马克·马里亚尼：《杀不死我们的，终将会成就我们：在悲剧与创伤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

在经历痛苦和创伤事件时，人体会集中注意力以求生存，这是其唯一的首要任务。结果就导致其他非紧急功能——例如消化或记忆的形成和巩固——都会被推迟。科学家们认为，当大脑对一个人经历过的创伤事件产生不完整的记忆时，创伤后应激障碍就会出现。因为恐慌和恐惧等身体和情感细节很容易被记住。但其他更重要的细节，例如整个事件的背景、地点和时间，则将充满模糊性。如果没有这个背景，大脑就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记忆，或是要将它放在哪里。由于这种混乱，个体可能会将创伤事件的记忆与随机的感官细节联系起来，例如歌曲或气味。受伤者感觉这段记忆漂浮在他的脑海中，并且始终处于一种警惕状态，并且需要警惕任何可能点燃其创伤的火花。而这就是叙事疗法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该疗法在本质上有助于组织思想。

叙事疗法并不是让受害者在处于困惑和压力状态的时候尝试记住事件细节，而是首先构建其背景和语境。受到创伤的人将从头开始讲述他的故事，然后将痛苦的事件放置在空白处，仿佛患者及其治疗师正在努力完成一幅巨大的拼图。

这种疗法可以帮助心灵固定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内的痛苦记忆，并使之变成只属于过去的东西，而不是心灵地平线上永远存在的悲剧。那么，这种疗法将如何有利于加沙人民的抵抗？也许在战争结束后，当他们能够以这种方式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他们的记忆将被固定在一种叙事和一种语境中，而这将剥夺战争的力量，而抵抗和坚持则将是这些创伤的思想、原则和起点。人们的叙述不一定是正确的叙述，理解人们的叙述并不一定意味着要为其辩护，而是意味着理解产生这些叙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

巴勒斯坦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在遭受的每一次侵略时都建立了自己的叙事。这并不一定是系统性的治疗性叙事，但它却维持了整个巴勒斯坦社会的凝聚力，例如，以“我们不是冰冷的数字”为口号的倡议。该倡议出现的基础是当世界提到那些生活在占领之下和难民营内的巴勒斯坦人时，只会用冰冷的数据来说话，例如他们的人数、死伤人数或者依赖援助的人数。然而，正如该倡议所说的那样，这些数字缺乏人性，只会让其受众变得麻木，从而将巴勒斯坦人视为数字，尤其是鉴于这些数字的迅速上升。

有关这项倡议的想法是由美国记者帕姆·贝利于2014年提出的，其灵感来自于她与巴勒斯坦人权活动人士艾哈迈德·纳乌克之间的合作。在2014年夏天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期间，艾哈迈德23岁的弟弟艾曼被以色列导弹炸死。艾哈迈德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之中，他认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拯救自己。但他在生命的这个时候遇到了帕姆，后者鼓励他撰写一个关于艾曼的故事来纪念这位兄弟。艾哈迈德学的是英国文学，所以帕姆的想法很有意义，并且跨越了他的领域，并在实际上对他产生了帮助。艾哈迈德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这个故事，并最终将其发布，帕姆的愿望也成真了。艾哈迈德的病情也有所好转，并开始从抑郁中走出来。帕姆希望这种好处具有普遍性，而这就是一种叙事疗法：创作一个故事，寻求一种意义，制造出一个能够被听到的声音，以完成其个人叙述，哪怕它随时都可能崩溃。

如果说能在巴勒斯坦人及其抵抗运动中找到坚忍不拔的特质的话，这毫无疑问是来自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文化细节，来自他们祖辈的叙事，来自他们的遗产以及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来自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英雄，来自他们对抵抗人员的支持——有多项研究表明，心中留有英雄形象的社会和个人，更有能力克服危机并从灾难和战争中恢复过来，同样，那些坚定的人们从相互依存、成员互相照顾的社会中获得的所有社会资本，都将热衷于讲述故事并塑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