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持续数十年的开放后发现了外来干预的威胁
数十年来，新加坡一直将自身定位为世界上最开放和最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一，以弥补其国土面积狭小和自然资源匮乏的缺陷。
如今，这个东南亚城市国家正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保留为其带来成功的神奇要素，同时防范这种开放所可能招致的外国干预。
在本周一，新加坡首次援引其《防止外来干预法案》，并将今年59岁的入籍公民陈文平(Chan Man Ping Philip)认定为“政治重要人士”，而在几周之前，新加坡当局就已表示打算对这名商人作出这种认定。
新加坡内政部表示，出生在香港的陈文平表现出“容易受到外国行为者影响的倾向，并且愿意促进他们的利益”。
根据这一认定，陈文平必须向新加坡当局披露他每年接收的10000新元（约合7400美元）或者更多的政治捐款，以及他的外国关系和移民福利。
虽然政府没有透露陈文平试图在新加坡促进哪个国家的利益，但是这位商人和房地产开发商素来以倡导中国观点而闻名。
在去年，一家中国媒体援引陈文平在出席中国两会会议期间发表的讲话称，“作为海外华人，讲好中国故事、在海外传播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责任。”
陈文平创立了“China Link”教育咨询公司，并且是新加坡香港商会会长和九龙会会长，同时还为中文媒体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了大量文章。
在2019年，他因未经许可就推动一项在香港存在争议的法案的讨论而受到警方警告，而这违反了新加坡对公共集会的严格限制。
陈文平告诉当地媒体，他对这项认定不予置评，而半岛电视台记者通过他的前协会发出的置评要求也没有得到答复。
新加坡于2021年通过了《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FICA），而反对派政治家和活动人士严厉批评该法案可能会被用来压制合法异议。
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其他国家也通过了旨在防止外国干预的立法。
但是对新加坡而言，平衡开放经济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任务尤其微妙。
新加坡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城市岛国，严重依赖货物和人员的自由流动。
贸易占到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0%以上（这一比例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非永久移民约占该国592万居民中的30%。
新加坡当局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开放性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迪伦·洛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新加坡长期以来都在担心外国影响力对该国的作用，这不仅限于中国，因为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而且还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经济体。”
“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对人员、信息、思想和资本设置障碍，我们承担不起这种代价。”
迪伦还表示，新加坡特别担心超出典型经济和文化交流范围的“隐蔽形式的影响”。
迪伦指出，“作为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我们很自然地被视为培育与影响力的沃土。”
他在谈到陈文平的案例时补充道，“对于新加坡而言，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工具，包括我们的法规，以便在我们发现此类活动时更好地进行阻止并做出适当的反应，而这起事件正是我们需要《防止外来干预法案》的原因。”
当地媒体强调，占新加坡人口约四分之三的华裔人口越来越倾向中国。
皮尤研究中心在2022年对19个国家的居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部分居民都对中国表达了好感。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家庄嘉颖（Chong Ja Ian）表示，新加坡担心中共会动员华人侨民并利用商业关系来促进其利益。
庄嘉颖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新加坡过去一直回避有关种族、族裔、公民身份及其意义的更严肃和实质性的讨论，这意味着新加坡社会没有能力应对那些吸引和挑战，甚至是可能寻求重新定义这些身份概念的挑战。”
与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新加坡也不愿在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选边站队，而是奉行“与所有人为友、不与任何人为敌”的口号。
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法律讲师本·切斯特·张(Ben Chester Cheong)表示，新加坡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境地，因为其外交政策要求其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尊重、主权和国家平等原则的合作伙伴网络。
本·切斯特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我们必须在新加坡外交政策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理解我们周围发生的一切。作为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新加坡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各国在不同领域内密切合作，包括技术、社会及学术。”
新加坡内政部援引了多起外国实体据称发起敌对影响活动的案例，作为通过《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的理由。
在一起最引人注目的涉嫌外国干涉的案件中，新加坡当局于2017年将旅居该国的美籍华裔学者黄靖指定为“外国代理人”，并将其驱逐出境。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特聘教授黄靖，最终因涉嫌与外国情报机构合作以影响新加坡政府政策和舆论，而被吊销了永久居留权。
黄靖在当时否认自己是外国特工，并称这些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在经过持续10个小时的议会辩论后通过的《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因其司法审查豁免权及其权力范围而引发了争议，其中包括允许当局指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用户信息、屏蔽内容和删除被他们认为用来传播敌对内容的应用程序的条款。
国际特赦组织和人权观察等11家人权组织在《防止外来干预（对应措施）法案》通过之前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该法案的条款“违反了国际法律和人权原则”，并将“进一步限制线上和线下的公民空间”。
无论是在该立法通过之前还是在其通过之后，新加坡商界都对此保持沉默。
当半岛电视台尝试联系时，一些新加坡-中国商业协会拒绝对此置评。
本·切斯特表示，他并不认为对陈文平使用《防止外来干预法案》会吓跑投资者或者企业，因为他并未被指控刑事犯罪，而且他的案件似乎是孤立的。
他还表示，投资者和企业会被吸引至新加坡，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商业环境之一，这仍然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他指出，“绝大多数投资者和企业在政治上既不重要，也没有任何积极参与政治的意愿。”
“因此，对于大多数充满政治惰性的投资者和企业而言，《防止外来干预法案》 被适用于他们的可能性可以忽略不计。”
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商学院助理教授阿尔萨夫·马尔苏夫表示，这项法律实际上可能会增强商业信心，因为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才是“稳定和安全的商业环境的基本前提”。
马尔苏夫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防止外来干预法案》提高了新加坡作为安全可靠的经济活动场所的声誉，而这对于维持和吸引投资以及促进业务增长来说至关重要。”
马尔苏夫表示，迄今为止，这项法律一直以“有针对性的方式”实施，新加坡政府也热衷于保持一种“稳定和平衡的国际地位”。
他还表示，“这种审慎的方法可以确保合法的商业运营和投资不会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强化新加坡致力于维持对商业信心和投资决策至关重要的安全和可预测的运营环境的承诺。”
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教授则表示，新加坡社会应该就有关身份和外国干涉的问题进行更公开的讨论，而不仅仅是依赖这项法律。
他还表示，“其他行为者有时会试图利用新加坡和新加坡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这也无助于事。能起到作用的是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应对这些挑战的方式。仅仅拥有像《防止外来干预法案》这样的法律，而不进行更为广泛的讨论和提供更大的透明度，那么这可能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