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富人会变得更富 即使是在全球危机期间?

死亡和破坏并不是新冠疫情将被铭记的唯一名片。在过去的三年内，这场流行病还大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全球有131位亿万富翁的净资产在这场疫情期间翻倍上升。2022年12月27日，世界首富、路易威登集团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的资产达到了1590亿美元，较2020年初增加了近600亿美元。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二的埃隆·马斯克则拥有1390亿美元的财富，而在疫情前，其财富总量还不到500亿美元。印度的高塔姆·阿达尼则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三，他的财富在此期间增长了10倍以上，从2020年初的约100亿美元增长到2022年底的1100亿美元。

与此同时，仅在2020年，就有近9700万人（超过了任何欧洲国家的人口总量）陷入极端贫困，每天收入不足1.90美元——世界银行所定义的贫困线。据估计，到2021年底，全球贫困率已经从7.8%上升至9.1%。现在，暴涨的通货膨胀率正在影响实际工资的增长，并侵蚀着世界各地人们的可支配收入。

为了抑制物价的上涨，各国央行正在通过提高利率和收回过剩流动性的方式来减少流入经济体的资金。但是这再次对企业员工造成了不利影响，从亚马逊、推特和Meta等科技公司，到高盛等银行，都在本已动荡的2022年底宣布了裁员决定。

半岛电视台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学家，以了解为什么即使是在危机中，富人也会越来越富，以及这种情况是否在每次经济放缓的时候都将不可避免。

简而言之：许多国家在疫情等危机期间采取了税收减免和财政激励等政策来提振经济。各国央行向经济注入大量资金，以使其更容易放贷和消费。这有助于富人通过金融市场投资来增加他们的资金。但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并非不可避免。

股市繁荣

当这场疫情开始之时，世界各地的央行纷纷采取行动，以保护金融市场。随着各国政府开始实施封锁限制，金融市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为了拯救经济免于崩溃，各国央行大幅削减利率，以降低借贷成本，并增加货币供应。他们还向金融市场注入了数万亿美元，目的是鼓励企业投资经济。自2020年以来，主要国家的央行已经向全球经济注入了超过11万亿美元的资金。

这些干预措施引发了股票、债券和其他金融工具价值的飙升，但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带来经济生产的增长。

伦敦经济学院国际不平等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费雷拉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大量突然注入金融体系的资金，并没有带来更多的经济产出，而是导致了包括股票在内的资产价格的大幅上涨，而这使富人大幅受益。”

根据咨询公司麦肯锡对5000家公司股票表现的分析，自这场疫情爆发一年来，资本市场增长了14万亿美元，其中25家公司占到总收益的40%，这些公司大多分布在科技、电动汽车和半导体领域内。

乐施会美国分部的经济公平主任纳比勒·艾哈迈德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最后的结果是，在这场大流行期间，亿万富翁的财富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长”，“而且我们仍在努力了解这种增长是多么地不寻常。”

乐施会在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从痛苦中获利》指出，亿万富翁在过去24个月内的财富增长相当于他们在 过去23年内的财富增长。在新冠肺炎疫情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每30个小时就有近1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也会催生一位新的亿万富翁。

疫情之前的因素

可以肯定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便一直在加剧。当时，各国政府开始放松管制、放开经济，并允许更多的私营部门参与。收入不平等是指富人和穷人在可支配收入上的差距，而财富不平等则是指股票或住房等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不均。

此外，伦敦亚非学院大学经济学高级讲师雅尼斯·德费尔莫斯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后自由化时期也导致了工人讨价还价能力的下降，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转向金融市场以便为他们的投资融资。

德费尔莫斯指出，“特别是经济的金融化为富人创造了大量收入，而他们投资于金融资产”，“每当经济危机来袭，各国央行的反应是挽救金融市场，以使其免于崩溃，因为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密切相关。而这就有助于股票和债券市场的繁荣，并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不平等。”

这正是主要国家央行在2008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做的事情——通过各类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降低利率，以鼓励企业借款和投资。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开始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了非常低的利率甚至是负利率，以及金融体系中的巨大流动性”，来自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的经济学教授贾雅提·高希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因此，在过去的15年内，企业选择将资金再投资于购买更多的金融资产，以追求高额回报，而不是增加产量。”

乐施会的艾哈迈德表示，新冠疫情加速了这些不平等的结构——无论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垄断权力的激增还是公共税收受到的侵蚀。其中一个例子是，在乐施会所分析的161个国家中，共有143个国家在疫情期间冻结了富人的税率，另有11个国家降低了这种税率。

通胀对低收入国家的打击最为严重

随着各国开始放松针对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消费需求出现急剧上升，再加上供应层面的冲击，导致了全球通胀触及创纪录水平。

这种情况迫使各国央行结束了宽松货币政策。他们还宣布大幅提高利率。他们当前的目标是减少需求，并使价格走软，在像美国这类发达经济体中，还需要给就业市场降温。

为了在这一政策转变后保持盈利，许多大型公司现在已经开始宣布裁员，即便是低储蓄的贫穷人口正承受着通货膨胀的冲击。

德费尔莫斯指出，“即使通胀上升，企业的利润率也没有下降”，他还表示，大公司保留利润是为了给股东分红，而不是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哪怕是小公司会因为缺乏大公司的投资而遭受损失。

加息增加了借贷成本，也影响了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在福利项目上增加支出的能力，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都很高。

德费尔莫斯表示，“由于全球金融体系的运作方式，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实施紧缩措施的巨大压力”，“而这可能会造成更多的不平等，在我看来，这可能更加重要，因为它限制了为穷人提供社会保护的能力。”

根据乐施会提供的数据，低收入国家将大约27%的预算用于偿还债务，这是其用于教育的资金数额的两倍，而且是其用于医疗的资金数额的4倍。

不平等是一种政治选择

艾哈迈德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开始实施累进税收政策，并采取措施打击垄断势力。虽然许多国家在新冠疫情期间扭转了这一做法，但仍有少数国家逆势而行。为了重新分配财富，哥斯达黎加和新西兰分别将最高税率提高了10%和6%。

艾哈迈德表示，“有些国家做了正确的事情。这提醒我们，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这只是一种政策和一种政治选择。”

另一方面，如果不加以解决，财富不平等将使富人有权力影响政策并使之有利于自身，而这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收入差距，而不受经济周期兴衰性质的影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弗朗西斯科·费雷拉指出，“高财富往往与精英掌控政府和国家机构相关。”

他还表示，在不同的民主背景下，这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实现。但其结果是相同的。他还表示，“由于富人使用游说等各种手段，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政策最终会使富人受益，而这将再次形成一个循环。但是这一次，却是一个政治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