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的贸易计划：如何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实力？
美国总统乔·拜登2月4日发表的讲话总结了他打算实施的外交政策的特点，凸显出他认为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不存在分界线。
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的报告中，作者詹姆斯·克拉布特里说，民主党持怀疑态度的左翼人士担心，鉴于拜登对自由贸易的热情，这些承诺将会减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些议程，它反映了人们对贸易如何影响劳工标准和环境的传统渐进式关注，敦促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等官员重新考虑过去二十年高度全球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成本。
尽管这次回顾很重要，但它显示了拜登面临的新外交困境：总统想在国内支持工人，同时在国外，特别是在亚洲重获经济领导地位，然而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
中美关系
这种困境的核心是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而决策者，例如拜登的亚洲首席顾问库尔·坎贝尔，希望通过恢复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破坏的亚洲联盟和伙伴关系来与北京打交道。
美国利用其安全和经济影响力完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类的项目，但中国的影响力在迅速增长，而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下降，中国正在捍卫区域贸易自由化和一体化方面为取代华盛顿付出巨大努力。
的确，拜登推进内向型议程便很难推进吸引亚洲伙伴重建美国更广泛经济影响力的经济和贸易政策。
克拉布特里说，拜登的计划建立在特朗普同时拒绝和接受的政策遗产上。拜登的顾问对特朗普的做法持批评态度。特朗普时期，美国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等官员努力与中国达成了协议，而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对北京施加了新的限制。
现在，拜登的美国贸易代表候选人凯瑟琳·泰将致力于改革美国国内的社会结构。她去年告诉《外交政策》杂志，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时代的官员詹妮弗·哈里斯说：“华盛顿如果无法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也无法定制宏伟的战略。”
贸易政策
拜登的顾问至少现在承认了特朗普对全球化的一些批评是正确的。保守的经济学家经常说贸易促进增长，留下的收益足够弥补竞争加剧带来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补偿没有发生，美国消费者享受廉价的进口商品，与某些行业被迫面临的的竞争成本相比，收益微不足道。
尽管拜登当时对此表示抗辩，但如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之类的交易被视为过度服务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向银行和制药巨头开放市场，却无法阻止他们在避税天堂积累资金，或使他们将总部搬回祖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包括保护环境和就业的措施，但未解决货币操纵或尊重技术标准等重要问题。同时，这些贸易政策在打击有利于洗钱和腐败的不透明金融结构方面无济于事，而腐败日益严重。
克拉布特里总体上支持对贸易政策进行审查，认为摆脱特朗普的“破坏性”政策是一个好的开始，特别是因为他对中国施加关税使美国损失了约25万个工作岗位。但关于贸易政策，并非技术，是否是中产阶级近几十年来受到冲击的问题根源的争议仍然存在。很明显，收入停滞的事实以及对不公平贸易政策的发展是造成美国政治体系不稳的政治动因之一。
相反，在亚洲谈论这个问题是个不祥之兆。在特朗普上任前，美国是亚洲人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倡导者，许多地区领导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增加本国经济的发展机会。
而现在，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已经减弱，与此同时，中国从疫情的影响中迅速复苏，北京成功完成了包括亚洲和印度洋15个国家却没有美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对中国重要作用、区域贸易冠军地位的肯定。
美国的作用下降
东南亚国家认为自己更加依赖中国来实现增长，甚至美国忠实的盟友（如日本和韩国）也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力量保持警惕，并承认与北京的金融相互依存关系，几乎没有人愿意站在澳大利亚的位置，面临北京因国家安全侮辱施加的经济制裁。
华盛顿的一些亚洲伙伴可能更愿意在对经济有利的情况下支持美国遏制中国，美国外交政策分析师通常将贸易协定视为支持持久安全关系的基本方法，但拜登重建中产阶级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中国与美国的商业往来将比以往更加困难，而不会容易。
亚洲贸易中心的政策专家黛博拉·埃尔姆斯表示，很少有亚洲国家对增加更多工人的贸易协议或默许其他领域（如国有企业）的其他要求充满热情。在新加坡，政治领导人（东南亚）希望获得新的出口市场，而不是受到外界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很容易与他们打交道。
沙利文和坎贝尔都认识到，华盛顿现在需要制定吸引亚洲伙伴的新经济议程，但是他们的选择是有限的。拜登则强调，在控制Covid-19大流行前，他不会达成任何新的商业交易。即使到那时，该政策仍将充满风险。最终，由于缺乏更好的选择，拜登团队将得出结论，必须再次缔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