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导致逾十万人死亡：在美国蔓延的危险毒品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著名的连续剧《行尸走肉》中，主人公瑞克·格莱姆斯在一家看似荒芜的医院中醒来，艰难地寻找任何可以帮助他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的东西。经过一番痛苦和挣扎，瑞克来到街上，发现人类正处于灭绝的边缘，而新出现的种族则是想要将死亡传播到世界各处的丧尸。

影视镜头向我们展示了游荡在大街上的一些丧尸：孤独、黑暗、面容难辨的行尸。诚然，该剧源自科幻系列小说，但该剧呈现的场景与美国许多毒品泛滥的州内街头的真实情况相差无几，其中首当其冲的毒品就是“芬太尼”——正如美国缉毒局所说的那样。

如今的美国正在遭受毒品威胁，该国联邦政府已为此拨款数千万美元来应对这一现实。然而，问题似乎不仅仅局限于毒品在这个多年来饱受这类现象困扰的社会中的传播，而是在于这个问题已经变得像是一场化学战争——至少美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的，并且因此声称中国是这场战争的另一方。

今年4月，美国国会委员会得出结论称，中方正在助长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对这些指控作出回应称，美方试图指责中方制造阿片类药物危机，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中国并不是美国这场危机的根源。

殖民时期的鸦片

使用毒品作为摧毁一个社会的武器，这是一种古老的战争机制。这被认为极具诱惑力，因为毒品贸易除了能为出口方提供经济利益之外，还致力于给消费方制造一个松散、四分五裂的社会，无法从事生产，也无力对抗或创造一个健康的环境。

这种机制由来已久，因为使用毒品对付敌人是很常见的做法，这将把我们引向历史学家眼中的一个“肮脏”案例——中国因其西方对手而经历的那场“鸦片战争”。

在公元19世纪初，由于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非法鸦片贸易不断蔓延，中国社会面临着重大的道德和经济危机。而英国也将“东印度公司”作为其在亚洲不断进行扩张势力的殖民工具。

自公元18世纪初以来，鸦片贸易不断增加，因为没有比吸毒更好的方法来打破社会束缚、传播健康问题、消灭当地劳动力，从而使消费国本身变得脆弱。

在1839年，当时中国的清王朝政府开始采取行动以应对这场重大灾难，并且在广州省烧毁了英国商人拥有的大量鸦片，同时没收了1400吨制造鸦片的材料。而英国当然不喜欢这类举措。

所有这类措施都会产生随时可能爆炸的“雷”。在当时，中国拒绝允许进行鸦片贸易，除非是在一些条件之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中国当时的法律，当然，首先要立即停止非法走私这类毒品。

在当时担任英国对华贸易监督员的查尔斯·埃利奥特拒绝了所有这些条件。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局势一触即燃，只差一点火星，而划出这点火星的，正是英国商船“皇家撒克逊”号。

1839年，英国商船“皇家撒克逊”号无视中国方面的要求，执意打破禁运，导致中国出动海军舰艇以阻止其靠近，并迫使其回归来处。最终，英国以其一位公民受到袭击为借口，正式向中国宣战。

当时，英国出动了“大不列颠”舰队以保护“皇家撒克逊”号，并对行驶中的中国船只发动了毁灭性的攻击。在1840年，英国向中国派遣了另外一支军队，并携带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武器，而到1841年中期，大英帝国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胜利。

在1842年8月下旬，英国占领了南京，并促使清朝皇帝宣布投降并接受既成事实，甚至签署了一份包含多项丧权辱国条件的和约文件，例如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开放5个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并向英国支付巨额赔偿。

像这样的条款，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国而言无疑是一种侮辱，当时的中国政府及人民尝试适应《南京条约》中的条款，但却失败了。然而不仅如此，当时的中国还必须适应法国和美国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所强加的其他条约。

在1954年，英国再次要求当时的中国向外国商人开放所有港口，并且取消对所有英国产品征收的关税。但这些要求并不会止步于此。这些要求将让从印度和缅甸走私至中国的鸦片贸易变得合法化。此时的中国政府再次拒绝向英国屈服。

由于这些“白人主子”并不接受别人说“不”，于是，英国联手法国并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战争，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比上一场更加惨烈，血肉之躯难敌先进武器，最终这场战争于1858年5月再次以中国的惨败结束。

至于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则被附加了更多的不公平条款，其主旨可概括为：“在一切事务上给予英国更大的权利”，特别是通过鸦片传播毒品上瘾的权利，而这事关数千万中国人的健康。

鸦片：一直存在

我们提到这段历史不仅仅是要引用当前现实中的类似故事，而是因为这个故事与当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存在直接联系。

中国人从未忘记过鸦片战争，直到今天，人们仍对毒品抱有极大的情绪，部分人甚至很难以平和的心态使用镇静剂——即使这些镇静剂是由医生开的。

然而，尽管经历了复杂的过去，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一大医药产品制造国，而这种情况已与过去不同。中国的繁荣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时代）开始，并自1985年开始向外资敞开大门，而最早进入这扇大门的就是比利时著名的杨森实验室的老板保罗·杨森。

杨森非常热爱中国，但这并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在1959年，这位著名的化学家发明了芬太尼的配方，而后者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阿片类止痛药物之一。

芬太尼的发明只能用伟大来形容——其镇痛效果比吗啡强一百倍；因此，到1960年，它很快就开始被人类使用，但它很快就被镇静剂消费者用来满足毒品需求，特别是鉴于它可能会使其使用者快速成瘾。

在2000年，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开始敲响警钟，因为医生出具的处方让毒瘾席卷了两国的许多公民。

几年之后，这种镇痛药物将演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灾难——它将成为美国18至45岁之间人员的头号死因。

例如在2022年，芬太尼在美国造成近11万人死亡，受害者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默默无闻的流浪者到著名歌手“王子”(Prince)等名人，都由于过量服用芬太尼而死亡。

这场“芬太尼”危机最终超越了一场健康危机的范畴，并成为了本案“受害者”美国与其所指责的中国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

是谁导致了美国人的死亡？

在2022年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美国总统乔·拜登在会议间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并讨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包括芬太尼问题。部分美国消息人士在会后指出，中方表示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实际措施以限制这种致命药物进入美国。

在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两天之后，拜登又与当时的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举行会晤，以协调同一个问题。

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中方对化学工业的管控力度使之从逻辑上成为了这个问题中的“被告”。当时，一个由3位民主党议员和一些共和党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代表团前往北京，而该代表团的首要关注点并不是军事协调、经济挑战或者气候变化，而是芬太尼——已经夺走数十万美国人生命的药物。

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在向《纽约时报》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这种药物导致的死亡已经成为所有美国人面临的问题，“发生了很多个人的故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近之人，都在因为芬太尼而死去。这就是这个问题对我们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在这里就浮现出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面：美国每年因为这种药物而失去数以万计的公民，但它为什么声称中方是导致这些死亡的“被告”呢？

对此，美国人提出了很多的原因，包括制造这类药物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中国，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美国官员认为中方没有尽到阻止大量这类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责任。

今年4月，美国调查人员公布了一份有关中方参与向美国运送芬太尼的报告。这份报告被发送给美国众议院内负责中国问题的官员，其中声称：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资助从事芬太尼生产行业的本地企业。

这些调查人员声称，积极制造这类药物成分的中国企业受益于减税或各类其他的财政援助支持，而美国调查记者本·韦斯托夫也曾在其2019年发表的著作《芬太尼》中提到过这一点。

美国已经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来寻找解决方案，以遏制这种致命药物的传播，并且还动用了法律手段来压制生产芬太尼材料的中国企业，美国司法部还决定追究4家中国实验室的责任，理由是它们涉嫌将多种违禁物质带入美国。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对在这些实验室内工作的8名中国人员发出搜查令，其中两人在夏威夷被捕并被软禁。美方正在密切监控的中国实验室之一，是位于武汉市的一家生物技术实验室——美国政府指控该实验室向美国运送了可生产50公斤芬太尼的、200多公斤重的化学物质。尽管这个数量看起来规模并不大，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光是这些药物就有能力导致2500万美国人死亡。

根据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指控，这些实验室和部分中国制药公司正在向活跃在毒品领域的墨西哥团伙提供制造芬太尼药物所需的化学品，然后这些药物会进入美国市场以供出售。

尽管美国继续指责中国参与了这场肆虐其社会的危机，但中国却彻底而详细地否认了美国的这些指控，并强调这是美国为遏制中国崛起而发起的宣传运动的一部分——将来自中国的一切都置于“敌对”框架内，并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球霸权在未来将要面临的威胁。

令人生疑的放缓迹象

《纽约时报》在关于美国国内局势发展的报道中指出，美国政府为减少美国死亡人数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已经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迹象。

该美国媒体称，在2023年4月至2024年4月期间，因服用过量药物所导致的死亡百分比下降了近10%，达到101000例，这也是近年来已知的最大下降比例，而非致命药物服用过量的百分比也下降了近10%。

一些数据显示，部分已经使用的药物显示出某种积极反应，但事实是，医生和联邦调查人员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解释出现这种下降的原因。

自1970年以来，美国因服用药物过量死亡的人数逐年增加，并在2022年达到11.1万例死亡。尽管今年的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美国观察人士尚未找到出现这种下降的客观原因。因此也无法断言这一百分比还将继续下降，或者是将今年的数字仅仅视为一种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被颠覆的偶然。

这类死亡事件令美国头疼不已，并且与其他一些问题一同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这个问题已经不再只是“美国梦”及其良性社会形象中的小插曲，而是已经触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本质，并且令美国白宫、国会及国家治理机构忧心忡忡，还将是未来历届美国总统寻求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