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言西方衰落的哲学家托德曾成功预言苏联的解体

1976年，正值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当时的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并在各个领域内与美国竞争，其军队部署在整个东欧集团内，其政策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就在同年秋天，一位历史人口结构研究（研究长期人口特征的科学）领域内的、不到25岁的法国研究人员推出了一本名为《最终的衰落》的著作。

这位研究人员名叫埃马纽埃尔·托德(Emmanuel Todd)，他即将在英国剑桥大学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进行答辩。鉴于苏联在当时的强大程度，托德的预测似乎非常可笑，或者至少是极其另类的。但是几年过去了，托德的预言却以惊人的准确性实现了。

托德没有使用传统的政治分析工具来研究国家的状况，而是通过人口研究来剖析苏联社会，并且其得出的结论在13年的时间内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也使他成为了他所在时代最最杰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之一。

人口学是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它基于对人口特征的科学研究，而这些特征体现为人口规模、分布、密度、构成、种族和增长组成部分，例如出生率、死亡率、移民率、疾病率、经济和社会条件、平均年龄、性别、收入水平等等。

在人口研究中，托德等研究人员使用数学和统计工具以及代数方程，通过观察人们的现在和过去来预测他们的未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托德认为人口统计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可以被定义为科学的分支。

西方的衰落

托德已经成为一位声名在外的杰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现在，他带着更具争议性的理论回归，并将其写进了一本名为《西方的衰落》的著作中。

托德第一项预言的真实性使他在研究界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明星地位，但他仍然是争议的焦点，他的预测和分析常常令法国和西方的读者感到震惊，其中最新的一项就是西方即将衰落。

托德是一个完全非传统类型的知识分子，他的观点也是非传统性的，研究人员可能会读到他对某个问题的观点，并认为他是极左翼人士，然后又在后来读到他对另一种现象的分析，并认为他毫无疑问地属于极右翼人士，而这也正是他一直受到多重指控的原因。

一方面，他是攻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加深阶级不平等的经济政策的思想家，同时他又支持福利国家和国家经济干预政策，以重新分配和确保社会正义的基础。他是美帝国主义乃至欧盟经济政策的著名批评者，也是在《查理周刊》事件后站出来撰文并大胆批评法国极端世俗主义的学者，而所有这些都可能使他与左派结盟。

但另一方面，托德坚持保护文化和宗教传统，并且在著作中使用了大量篇幅来解释放弃宗教价值观并完全屈服于例如性别认同的意识形态，会对未来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他研究了西方文明的历史，并解释了西方将如何随着其文明所依赖的新教的崩溃而崩溃，他甚至认为，站在美国政治舞台最前沿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数量的增加，正是某种衰落的迹象。在脱离上下文的情况下，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被纳入右翼的范畴。但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更多地了解这位哲学家。

托德1951年出生于巴黎郊区一个拥有显著文化资本的家庭，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并且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或许正是这种多元化的背景造就了他的才华。他可以使用多层次的方法来解释他所研究的现象。他在分析中使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和人口数据，以及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工具。

在对现象的研究中，托德非常注重宗教的作用，他是一位属于所谓长期学派的历史学家，这意味着他并不研究现象的狭隘形式和直接、精确的细节，而是研究现象的本质，研究历史时期以及广泛的现象。

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一书，可以说是托德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尽管它还没有被翻译成英文，但却已经在法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从美国到东欧的西方世界的各类报纸和媒体平台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托德的预言曾在过去实现过，而且还在于该书的出版时机——西方正在乌克兰作战并且支持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战争。托德告诉西方人，他们正在走向失败和衰落，并且通过多项指标和海量数据向他们表明，他们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托德指出，他试图在这本书中完全摆脱对道德评价的恐惧，并以科学、非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解读这一场景。

给伊朗人一枚核弹以实现和平

在进入托德的论文主体之前，重要的是要广泛地审视他的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他独立的、具有争议的世界观，并且构建了他独特性的重要思想之一，这就是他在脱离西方整体叙事的基础上对国际政治问题的看法。

例如，托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警告称，西方对巴勒斯坦人的不公正和对巴勒斯坦人困境的忽视必须得到纠正，西方不能一千年都生活在二战的记忆中，因为这种基于记忆的生活会让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所处的不公正现实视而不见，并使之一直支持占领军。根据托德的看法，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这种愿景，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都不会使欧洲在解决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方面拥有任何重要的话语权。

托德甚至认为伊朗应当拥有核武器；因为这是该地区实现和平并让以色列占领军停止暴行的唯一解决方案。对于托德来说，平等拥有核武器是让该地区实现和平的最佳途径，而不仅仅是让某些国家拥有核武器。例如他认为，苏联拥有核武器的事实阻止了美国对苏联领土使用武器，这与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的做法不同。同样，一旦伊朗拥有核弹，那么以色列就将停止屠杀和强制性的流离失所。

另一方面，托德的观点除了与国际政治中通行的西方叙述相矛盾之外，他的哲学中最重要的基础还在于他在分析和预测中采用的工具。虽然分析师通常关注经济和文化结构以建立他们的分析、期望和历史愿景，但托德却借助于较小的单位来进行分析，例如社会中的家庭结构，而无论它们是核心的、延伸的还是宗派的，也无论人们是否仍然与特定社会中的家庭存在联系。在以各种形式收集到这些小型数据后，托德会将其与该社会中可以建立的政权类型联系起来，而无论这是独裁政权还是自由民主政权。如果一个社会中核心家庭的数量不断增加，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威胁到当地的独裁政权。

总体来说，托德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广泛应用了人口统计学、人口数据、出生率和教育水平，以预测一个地区可能会发生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当他在1976年的著作《最后的衰落》中预测苏联很快就会崩溃时，他所研究的就是一些与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数据，例如对苏联婴儿死亡率和低出生率的统计数据。

起初，托德的分析方法很少受到关注，但当苏联真正解体时，他主要基于人口数据的研究方法就开始受到极大的关注。

令所有人意外的托德

也许对这位法国思想家最具争议性的分析，就是他对谴责武装袭击《查理周刊》的法国游行所进行的分析——法国杂志《查理周刊》因发表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武装袭击，此后法国爆发了游行以谴责发生的事件，并重申法国对“信仰自由、启蒙运动价值观以及法国人民在宗教恐怖主义面前团结一致”的信念。这些自2015年1月11日开始的游行也被视为神圣和爱国的象征，而“1月11日精神”一词，也被法国作家和思想家们用来描述在这一天内显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法国精神。

但托德却突然推翻了这一切，并认为《查理周刊》是一本糟糕的杂志，并认为这些游行散发着法西斯主义的气息，而且是由“天主教僵尸”领导的游行。这些游行从法国最仇视伊斯兰教的天主教社区开始，即法国西部和里昂地区，那里的人们（他称之为“天主教僵尸”）并不严格信奉天主教，但他们在社会和家庭中仍然充满了天主教思想，并且保留着对天主教等级结构的相同看法并远离世俗主义，在托德看来，他们是一群“在被他们放弃的宗教中长大的老年异端”。

对于托德而言，这些示威活动不仅是捍卫信仰和言论自由——他当然同意这种自由，更是不让那些拒绝“恐怖行动”的人在其中拥有立足之地，尽管如此，这些人仍然反对那些具有挑衅性的漫画，不鼓励这类漫画并认为这是愚蠢之举。

在他看来，这些游行是“展示力量并向弱势群体吐口水”的机会，即法国穆斯林——他们主要由移民和劳工的子女为代表。此外，这也是仇恨该少数群体的一种表现——参与这场活动的没有工人阶级成员，而只有天主教徒。

托德的观点随后引起了猛烈的批评，法国媒体称他为“令人不安的知识分子”、“1月11日精神的亵渎者”、“荒谬的骗子”、“恐怖分子的同谋”。托德在当时评论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呼吁举行这场游行的人本愿是要捍卫言论自由，然后他们又想让所有与之持不同意见的人保持沉默。他还指出，在法国，嘲笑宗教不再只是一种权利，而是成为了一种义务——穆斯林被推向媒体声称自己支持侮辱先知的漫画，以表明他们是真正的法国人。

西方的衰落

在成功预测苏联解体的多年之后，托德又再次使用了基本相同的统计工具来提出新的预言，而这一次，则是西方的衰落。这是他在今年（2024年）出版的著作中的内容。托德通过这本书及其丰富的科学材料证明了美国的工业赤字及其自60年代以来的教育衰退，他还证明了西方世界的精神和宗教衰落、家庭纽带的分崩离析，以及世界国家偏好反西方的模式，并通过这些事情描绘了一幅有关西方未来的暗淡图景。

正如他在过去曾根据少量人口统计数据来预测苏联的腐败现象已经普遍到了崩溃程度那样，现在他再一次查看俄罗斯在相同领域内的统计数据，并发现情况已经完全改变了。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因酗酒所导致的死亡率从每10万人中25.6人下降至每10万人中8.4人，自杀案件则从56934起下降至20278起，谋杀案件从41090起下降至9048起，此外，每1000名婴儿中的死亡率也从2000年的19例下降至2020年的4.4例，对托德来说，这个数字非常重要——它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5.4例。

对于托德而言，这些指标比声誉糟糕的西方腐败指标要重要得多，他认为西方的这类指标缺乏客观标准，虽然西方的这些指标表明西方远远优于其对手，但俄罗斯和美国在婴儿死亡率上的差异却表明美国比俄罗斯更加腐败。

目前，托德被西方的许多人指责为美化俄罗斯的代言人——他用数字展示了俄罗斯如何进步而美国如何落后。美国的汽车和小麦产量已经比20世纪80年代更少，而且它所培养的工程师也比俄罗斯更少，这不仅仅是从人口上来衡量的，还是通过绝对数量来衡量的，此外还有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在工程领域内取得的博士学位的严重短缺。

与此同时，俄罗斯人却在转向促进国家进步的工作，而美国人则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业、法律和金融领域内的工作，但这些工作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在经济内部转移价值，有时甚至可能会摧毁价值。总体而言，托德认为，当选的西方国家政府总是专注于实现确保其下次连任的短期目标，相比之下，与西方竞争的国家的政府却制定了更为长期的计划，以使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取得显著的进步。

根据托德的观点，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仍能顶住经济制裁，而没有向西方世界屈服，也没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按照托德的说法，这是因为俄罗斯能够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并且多年来一直在为其经济和技术独立做准备。这里令人震惊的是，西方无法满足乌克兰在战争中的导弹需求，虽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战前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仅占西方国家GDP总量的3.3%，但俄罗斯却能够生产比西方世界更多的武器。由此，托德得出结论称，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在这场战争中被充分暴露，GDP的概念不再能够解释真相。

托德得出结论称，与经济、教育和腐败相关的形势表明，西方在对手面前已经处于失败的边缘，而托德还重视通过另一个领域来证明西方即将衰落的观点，即家庭关系、精神生活和宗教的领域。托德认为，正如许多哲学家在此前看提出的那样，新教的宗教改革是西方建立教育和经济复兴的基本支柱，因为新教提升了有关工作和教育的价值观，而现在，托德注意到了两个基本事项：

首先，西方文明在过去通过劳动和科学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新教精英，现在已经转变为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并完全浸染了新自由主义和贪婪的思想，事实上他们已经迷失了。例如，在这一届的美国政府（拜登政府）当中，首次不再是由白人新教徒在高级政府职位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变成了犹太人。当托德提到这个问题时，他强调自己也有犹太血统，但他只是在尝试解释此事如何影响政治。

第二则是托德所说的西方在天主教和新教两极分化的情况下进入零宗教的状态。这导致了价值观和标准的混乱，以及生命意义的缺失，西方社会不再仅仅缺乏精神、价值观和意义，其宗教信仰也进入了清零状态，从而使西方价值观变得空虚，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世界其他地方充满吸引力。西方已经成为了虚无主义的象征，当父权制度在过去十年内遭受巨大的破坏之后，西方的家庭模式已经成为了一种威胁社会生活的模式，而且再也得不到世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