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时，也门人对胡塞武装的愤怒是否会爆发？

战争致使胡塞武装对也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控制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当冲突结束后民众的愤怒普遍爆发，届时也门存在的地方性腐败、混乱的统治以及实施的政治镇压举措很快就会对他们不利。原因是要让这个庞大的政治和经济网络实体解散，然后自愿与其他派别分享权力，这实在难以想象。

以上述为引言，在法国网站“Orient XXI”上萨那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玛莎·沙加·艾尔丁（Maysa Shuja al-Din）开始了她的长篇文章。在文章中，她称，这场扎伊迪（Zaydi）什叶派运动导致当地的不同的政党很难在政治上安排新的会面。其中的原因是他们所强加的事实规则使萨那的政府机构都为建立自己的国家的计划而服务。

作者表示，该组织不仅传播了一种宗教教义，还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它还立于政府之上，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管理者网络。这些会导致了社会与统治者之间产生隔阂，直到大多数也门人开始将该组织视为一个家族企业。胡塞的儿子们建立了这个家族企业，并努力重振扎伊迪伊玛目（Zaydi Imamate）的统治。在1962年共和党政变之前的几个世纪，该宗教领袖曾统治也门北部近3年的时间。

胡塞运动

一些反对者指责胡塞运动试图重振扎伊迪伊玛目。但同时其他人则指出，胡塞家族对权力的垄断违反了伊玛目的原则。胡塞政府的结构主要是由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Abd al-Malik al-Houthi）垂直领导。他作为哈希姆家族的扎伊迪领导人拥有绝对权力，并且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同时，他还在媒体中被宣传为“革命领袖”。

正如作者所说，在主要管理者网络的形成过程中，与胡塞家族有通婚关系的家族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由于正是哈希姆血统将胡塞人与几十个家族联系起来，因此大多数的主要管理者来自萨达省。而那些居住在萨那而后加入组织的人被称为皈依者，他们则扮演的是次要角色。至于萨达数次战争期间那些忠于胡塞运动的人，他们则是圣战者，其地位仅次于胡塞家族及其亲信，并且扮演着主要角色。

平行的政府体系

作者认为，位于统治圈外并反对这种治理形式的胡塞武装人员已经被噤声。在有报道称巴德尔丁（Badr al-Din）的堂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齐姆·胡塞（Muhammad Abd al-Azim al-Houthi）表达了对阿卜杜勒·马利克的领导的反对后，2018年基本上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作者称，胡塞武装与官方的国家机构建立了一个平行体系。该体系由胡塞运动的忠诚者组成，他们也是自2014年以来分布在国家机构中的管理者。此外，这些人是各个地区的掌权者，而不仅仅担任官方职务。

2015年，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和总理哈立德·巴哈宣布辞职一个月后，胡塞武装就发表了一项宪法宣言。该宪法规定，成立革命委员会来组织管理者的工作，同时保留技术官僚阵线的那些实权人士，以及经验很少或者没有经验的忠诚的管理者权位。此外，每个省都设有一名总主管，全部由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直接挑选。

传统部落的消失

据该文章所称，安全主管者领导着三个安全机构：第一个是安保局或情报局，主要负责监视战斗人员以防逃跑，同时惩罚有任何反叛行为的官员；第二个是安全和情报办公室，由两个官方情报机构合并而成；第三个机构是Zainabiyat，一个由妇女组成的机构，负责监视、逮捕和监禁妇女。

金融主管者负责征收税费和天课（zakat），社会主管者则负责处理各种有一定地位的人，如宗族领袖以及传统的社区领导人等。而第四类和第五类管理者则负责管理知识和教育方面的事务，而他们的任务一般都与宣传活动有关。

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在这种管理制度下，领导层将社会中的传统的有一定地位的人推到了一边。据也门部落领域的研究员阿德尔·达希拉称，已故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实施分工和控制政策获得了部落长老的忠诚度，同时还赋予那些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权力。为了削弱那些真正具有一定地位的人，胡塞武装采取相同的策略，但规模则更广泛。

据作者的说法，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反映了胡塞人对权力的观点。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权力源于个人，而不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联系。这是因为来源于个人的这种权力被赋予了神圣的权威。但如果在这个权力网络之外的人意识到他们被剥夺了食物、药物和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流动性，还有与家庭和部落传统以及其他先前存在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的意识形态危机，那么届时则最终会引发暴力事件。

双重税收

也门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并且这些地区虽然缺乏可创收的自然资源，但其税收款项预计约为18亿美元。而据也门经济学家所说，这个数额相当于统治整个也门的萨利赫政权最后几年所有的年税收。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指出，胡塞武装重视税收。早在胡塞武装夺取政权之前，在胡塞武装开始统治的第一年，就要求各大银行和公司必须披露其税收账户，然后要求补上他们在萨利赫时期未支付的税款。与此同时，天课变成了强制性税收，而不是宗教义务。

“腐败、管理不善、残酷镇压和双重税收等事件造成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胡塞武装最好是担忧一下这种无声的愤怒。

腐败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如作者所说，政府在支付工资，以及维持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会忽略或延迟。国家公务员只能不定期地拿到工资，并且每次还只有月工资的一半。此外，有时候，政府还会以战争和经济封锁等困难时期为借口，而忽略掉水、电和道路维护等公共设施服务。

尽管如此，萨那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但都被被胡塞武装的支持者所购买。但据作者的说法，这些交易可能是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进行洗钱活动并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该政府，尤其是主管者的腐败文化以及缺乏问责制给这些事情的发生提供了机会。

作者总结称，腐败以及搜刮不义之财正是民众对萨利赫及其继任者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不满的主要原因。所以，当战争结束时，胡塞武装将面临新的挑战。腐败、管理不善、残酷镇压和双重税收造成了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胡塞武装最好是担忧一下这种无声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