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危险 它会重新团结西方自由阵营的队伍吗？
随着俄罗斯几周前开始对乌克兰开战，自由西方似乎前所未有地团结起来，并成功地对俄罗斯的努力做出了决定性的回应，这是莫斯科自己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正如许多人之前所宣扬的那样，战争并没有成为自由秩序棺材上的新钉子，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亚历山大·库利和丹尼尔·希克森讨论了乌克兰战争是否给西方自由主义带来了生机，并迫使其力量重新集结。
几乎没有分析人士预计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会将他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威胁落到实地。很少有人期望美国、欧盟及其主要民主伙伴会以我们所看到的果断行动来回应这样的决定。
现在，我们有机会看到一个全副武装、积极活跃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以惊人的速度解开了之前自己与俄罗斯经济的纠葛，并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然后俄罗斯被剥夺了自由经济体制的优势，一些腐败的俄罗斯政治精英富豪被抓获，他们在国外受到被剥夺财富的威胁。同样，西方先发制人地有效且有力地中止了俄罗斯的虚假宣传活动，并封禁了俄罗斯媒体和宣传平台。德国不仅在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方面与北约盟国保持一致，而且还承诺将国防开支增加到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以上。在入侵之后，芬兰和瑞典是否会加强与北约和美国的军事关系的问题也不再是一个有待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已成定局。
与此同时，乌克兰政府并没有像克里姆林宫预期的那样沦为内部分歧的人质。至于俄军，其表现上存在大量显著、重大、不及预期的程序性和实践性问题。面对日益增加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普京迈向了威权主义的控制，以自苏联时代以来在俄罗斯从未见过的方式限制言论自由和公民社会，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已经自入侵开始以来逃离该国。事实是，欧洲和北美的保守威权主义者和亲普京的民粹主义者受到了严重打击，至少暂时失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北京远程监控俄罗斯军队在地面上的艰辛、西方制裁的严重程度以及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流量。
这不是小事。几周前，美国、日本及其民主伙伴似乎不愿意或无法阻止全球“反自由主义浪潮”，评论员很快就注意到了其中的悖论。正如迈克尔·巴克利和哈尔·布兰兹所写，普京为美国及其盟国提供了“重建似乎正在走向分裂和崩溃的世界秩序的历史性机会”。正如《外交事务》在一月/二月刊中所讨论的，自由世界秩序的瓦解只是“一场比自由主义本身更广泛的危机的表现形式”。
这场危机是在苏联解体后发展起来的。自1990年代初以来，主要民主国家都采取了激进开放的自由秩序，尤其是在资本无限自由流动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方面，这些是首先传播市场民主的政策。然而很快，本世纪头十年世界秩序的连续变化得到“各种非自由力量的支持，包括中国等拒绝自由民主的威权国家以及民粹主义者和保守威权主义者——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所谓的传统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保护者；同时逐渐破坏民主制度和法治”，正如之前文章中提到的那样。
判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否会重振自由主义计划还为时过早，但欧美观察家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过度乐观迹象，这可能会导致对乌克兰的判断产生混乱。尤其是如果决策者将其误认为是自由秩序危机结束和西方全球霸权恢复的预兆。
崩溃的幽灵
即使在冷战后美国处于实力巅峰的时期（所谓的“单极时刻”），华盛顿也不是唯一一个将世界秩序扛在肩上的巨人。诞生于1990年代的自由秩序由庞大的国家集团和国际机构联合和维护，实际上，与其说这是一些大国之间的传统协议，不如说它是一个非正式的联盟。该联盟的主要支柱是美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和北约，拥有广泛的双边联盟和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自由民主协定的经济和军事霸权永远不会持续下去。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集团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其次，自由民主霸权一直基于威权国家和非自由超级大国对现有制度的默许，如果不是合作的话。
鉴于这些差距，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实力的复苏本应促使自由民主联盟成员之间进行更密切的战略合作。但这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奏效：该联盟在美国发生“911袭击事件”后破裂，并为对美国“加强审讯”（包括对恐怖主义嫌疑人采取侵犯人权的行为）*和“非常规遣返”（将嫌疑人强行遣返本国）*产生分歧铺平了道路，此外分歧还涉及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原则”、与俄罗斯和中国打交道的不同策略。这种相对衰落非但没有巩固自由民主的纽带，反而破坏了自由秩序的基础。它在民主大国本身的队伍中制造了裂痕，同时加强了（西方）*反动民粹主义等非自由政治运动。
西方对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的反应告诉我们，当自由民主国家相互配合时，它们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例如，考虑一下这方面最令人惊讶的事态发展：美国、欧盟和日本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实施的制裁。这一独特的步骤——历史学家亚当·托泽称之为经济制裁的“核选项”——需要西方金融权力中心之间的特殊协调。在24小时内，俄罗斯中央银行失去了3380亿美元的资金，估计占其6430亿美元储备金的60%。在俄罗斯卢布即将崩溃的重压下，俄罗斯政府被迫限制资本流动和外汇提取，迫使俄罗斯公司出售外汇。严厉的制裁、国际社会对入侵乌克兰的厌恶以及对普京的普遍反对也促使数百家西方公司离开了俄罗斯，其中包括支付系统提供商、零售商和能源投资者。
这种力量的展示也会产生自己的问题。自由民主政府可能会错误地得出结论，他们可以重新获得二十年前的领导权。我们绝不应该怀疑自由民主国家在行动中联合起来；它建立了地球上最强大的政治社区。但毫无疑问，这些民主国家自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以来已经失去了势头。而中国的大国转型很可能与此同时进行。西方军事分析家夸大俄罗斯军事实力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只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正如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所写的那样。
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的力量存在错觉，尤其是在军事能力方面，另一方面，当它处于自由民主联盟中时，也会低估这种力量。这种倾向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把美国称为“不可分割的国家”，以及布什政府蓄意破坏自由民主共同体联盟的意愿中就可以看出。同样，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成功可能最终导致美国的傲慢指责，这主要体现在反动民粹主义支持者惯用的“美国优先”口号。
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引导我们走向基于“美国优先”原则的美国外交政策，而且更加明智。斯蒂芬··沃尔特认为，“乌克兰战争表明，欧洲承担保护自己的更大责任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意味着自由民主集体行动在俄罗斯侵略面前的成功证明，一个跨大西洋共同体可以减少其成员在安全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可以肯定的是，以赋予欧洲更大的发言权和责任感的方式重新绘制自由民主社会的尺度，将有助于这个社会的长期福祉。然而，在这方面放任欧洲将削弱甚至摧毁自由民主联盟，而此时它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下一场打击腐败资金的战争
众所周知，腐败的政治精英利用了自由政治和经济秩序的脆弱性。在财富管理机构、企业和西方政府的热情帮助下，俄罗斯已成为全球化政治腐败的主要参与者。俄罗斯寡头们通过空壳公司无缝转移资金，在西方国家投资项目的“黄金居留权”口号下为家人获得了居留权和公民身份，并投资高级房地产，一个实际上没有任何重大监督的部门。他们一直在通过资助著名文化机构、向大学捐款、向政治家和政治利益集团提供援助和支持，拥有专门提高声誉的公司来粉饰自己的声誉，并恐吓威胁要公布他们腐败客户过去的记者和研究人员。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促使民主政府最终认真对待俄罗斯的腐败精英。一些超出反腐败精英所渴望的步骤已经采取：美国、欧盟和英国下令对与克里姆林宫有关联的大量寡头进行财产没收、资产冻结并禁止旅行，欧盟国家还没收了一些俄罗斯富豪的游艇，包括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普京的密友伊戈尔·谢钦等影响力巨大的人物，英国还对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富豪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实施了制裁，美国宣布成立“KleptoCapture”（追捕腐败精英），一个专门用于发现和瞄准俄罗斯人拥有的隐藏资产的情报机构。
当然，腐败的政治精英剥削和破坏自由秩序的事情不只发生在俄罗斯，美国商人、西方政客、中国亿万富翁和沙特王子都从同样的漏洞中受益。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对俄罗斯寡头的反应将成为更广泛的公开运动的基础，以打击那些从国际逃税中获利、粉饰腐败及其财富的公司。这将需要国家和国际多边承诺，以对抗全球寡头集团的崛起，而俄罗斯可能是寡头崛起的主要来源。
目前，针对全球各种寡头的如此大规模动员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它与许多根深蒂固的利益发生冲突，但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由此对俄罗斯寡头的镇压向我们展示了腐败的跨国政治精英如何运作并破坏国家和威胁民主国家的国家安全。破坏俄罗斯寡头的声誉可以加强反腐败活动家的力量，这些活动家试图揭露拥有或控制公司业务和储蓄的受益人，揭露护照和黄金居留计划，并调查非理性财富的可疑资产。
在这方面，虚假信息、歪曲和黑钱的运动提出了比为腐败的政治精英彻底洗钱更复杂的挑战。许多民主国家已经关闭了俄罗斯媒体平台，但在破坏制度信任、凝聚社会力量和维护民主价值观方面，西方媒体往往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例如，美国频道“今日俄罗斯”在被从电视广播和美国平台名单中删除后宣布停止在美国的播出，但“福克斯新闻”的塔克·卡尔森继续宣传欺骗以及向更广泛的受众和细分市场进行亲克里姆林宫的宣传。
地方媒体平台理应保护言论自由，无论他们对自由主义有多么敌视。但与此同时，是时候采取符合宪法措施来控制外国政府，尤其是威权政府，影响美国政治的能力。负责任的媒体平台可以采取更加协调的行动来遏制威权宣传的蓄意传播，如果有线电视提供商不发挥作用，活动人士可以加紧抵制这些网络的资助者。
“普京主义”是腐败政府和威权统治的重要模式，但它必须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腐败的反自由精英运动的一部分。政治虚假信息和腐败的金钱是威权政权破坏全球自由秩序的主要支柱，它们也是民主国家内的威权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用来从内部破坏自由民主的主要工具。解决其致命影响将需要在民主社会中的反腐败机构和官员之间进行更全面的信息共享和持续协调。
自由制度的极点
尽管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做出了反应，但自由民主轴心的核心——欧洲和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盟友——与全球南方的许多其他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后者的队伍似乎出现了分歧，而且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也存在模棱两可的立场。想想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决议，其中141个国家投了赞成票，5个国家投了反对票，35个国家弃权（其中包括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委内瑞拉）。然而，在投弃权票的国家中，有代表一半人类的五个国家——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南非。
中国的弃权应该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意外。一方面，中国决策者急于避免扩大对俄罗斯的任何支持，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西方制裁。例如，中国于2016年成立的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已暂停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有关的活动，中国宣布不再向莫斯科提供航空零部件。然而，北京并没有兴趣支持西方对抗其战略伙伴，相反，中国官方新闻机构一再重申俄罗斯指责美国、北约和欧盟发动战争的基本论点，并放大俄罗斯对美国生化武器有关声明的虚假信息。
至于印度，其对俄罗斯入侵政策的明显中立反映了新德里坚信它可以同时与俄罗斯和美国保持战略伙伴关系。印度仍然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家之一，最近以折扣价购买了300万桶俄罗斯石油。在其他犹豫者中，所有前苏联国家都弃权，或者根本没有登记投票，另外还有16个与俄罗斯有贸易和军事关系的非洲国家也投了弃权票。其中一些国家担心俄罗斯对它们施加压力，而另一些国家则旨在对冲其战略赌注，它们出于原则和自身利益反对制裁，并寻求保持其吸引俄罗斯作为赞助商和合作伙伴的能力。
即使是那些支持联合国决议的国家也不打算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例如，阿联酋已将自己确立为俄罗斯资本外流的重要避风港，以色列的税法也将允许俄罗斯寡头洗钱。至于土耳其，尽管它是北约成员并支持乌克兰军队，但它似乎准备允许俄罗斯公司以土耳其的名号重新注册，并允许土耳其银行成为俄罗斯公司的中介。相应地；美国、欧盟和其他制裁机制成员将面临艰难的选择：是惩罚战略伙伴还是允许伙伴颠覆制裁？
最重要的是，能源、粮食和副食商品价格的上涨将增加全世界的金融不安全感。通货膨胀和高能源价格可能导致全球社会动荡，并引发对西方将全球经济用作武器的怨恨。正如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所做的那样，反自由主义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时期蓬勃发展。
沉默的巨人
矛盾的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清楚地表明，自由主义秩序的危险之一仍然潜伏在自由民主国家本身中。没有比美国本身更大的危险了。只要反民主联盟被允许渗入共和党，捍卫和改革自由秩序的努力就将处于危险之中。在特朗普时代，这些联盟不仅支持美国式的反民主或普京主义，公开抨击体制条约和妖魔化独立媒体的做法，而且最终也只会有利于普京本人。
特朗普遭到第一次弹劾说明了这种危险。当面对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总统曾试图勒索乌克兰政府以转移美国国防武器时，共和党在众议院排队反对审判，并在参议院寻求无罪释放。这样做，共和党扭曲了外交政策官员的想法，放大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宣传。更令人震惊的是，特朗普本人告诉顾问，他计划在第二个任期内让美国退出北约。
现在，共和党的中右翼有机会否定这些倾向。或许普京为中止新生民主的战争将导致共和党重新发现自由民主的价值，并可能使党员重新考虑他们破坏美国民主制度的运动；目前，这些努力正在更多地在州一级进行。但如果特朗普，或像他一样的人，在2024年当选总统， 所有这些赌注都将付诸东流。
本报告翻译自《外交事务》，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