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新闻报道间”:以色列如何操控西方媒体?

要理解西方媒体为何在有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报道中采取有利于以色列的立场,就必须考虑到媒体的政治功能。对此,约瑟夫·尤辛斯基解释称,“毫无疑问,系统性的经济力量——诸如销售广告空间和管理支出费用的需要——决定了新闻机构的行为。”

多项研究表明,媒体的商业导向塑造了它的内容。在上世纪90年代对日报编辑人员进行的一项初期学术调查发现,有不到90%的记者表示,出版商曾试图影响其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内容,其中90%的记者曾因他们的报告而受到来自出版商的经济压力,此外,其中37%的记者还承认曾屈服于出版商施加的这种压力。

另一项在2007年发表的针对日报的学术研究发现,“在报纸运营的商业和新闻两方面经常发生冲突”,“出版经理愿意安抚出版商,也愿意满足出版商的要求”。调查指出,这个问题在集团所有的报纸中尤为严重,这些报纸特别容易为了取悦出版商而破坏新闻内容的真实性。在电视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针对新闻网络记者的调查表明,近三分之一的受访记者都认为,他们因所有者或出版商的财务担忧而受到报道某些问题而不报道其他问题的直接压力。因此,当我们在商业媒体的语境下看待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报道时,发现在该问题的报道中以亲以色列的叙事为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报道巴勒斯坦问题的媒体根植于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以色列就是其中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商业媒体就是其内容之一)的整体表现由美国军方担保,正如我在我的著作《错误的故事: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媒体》的第二章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对以色列定居资本主义的支持,是美国计划者们主宰中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媒体所有者,以及那些为他们提供资金的、身家百万甚至亿万的出版商们,无疑都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国家新闻机构或国际新闻组织,根据法耶兹·哈拉吉的说法,记者通常“属于社会精英”,并且“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为强化当前世界运作方式所基于的观念作出了贡献”。有人可能会补充称,这种意识形态管理还需要形成有关世界应该如何,以及如何能够做到的信念。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些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新闻报道,这些报道表明,参与新闻制作过程的精英们认为,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迫害,并将他们永久降级为难民和无国籍人士的状态,并不算是很大的不公正,而美国对中东地区的管理既是必要的,也是深得当地期望的。

我在整本书中讨论的巴勒斯坦-以色列叙事,正是针对资本主义性质对媒体产生的有害影响而进行的案例研究。约瑟夫·尤辛斯基将媒体的商业导向称为“在明显的外部负面因素下”出现的“市场失灵”。他还补充称,“低质量的新闻为民主决策提供了低质量的信息环境。”

我在书中讨论了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3个广为流传的、具有高度误导性的故事。对于相关事件的准确叙述,将透露以色列在美国的重要支持下,针对巴勒斯坦的暴力殖民事实,此外还有它作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资本主义的保护者所付出的努力。但相反的是,新闻媒体却散布了谎言,展示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犯下了类似错误的假象,让人们误以为双方都需要为巴勒斯坦问题的悬而未决承担同等程度的责任。此外,读者们还会获得令人不安的事件描述,即在巴以冲突中,是极端分子而不是温和派在推动事情的进展。除此之外,这种不平等的叙述还包括有关以色列“自卫权”的报道。

向公众提供有关该问题的此类“低质量信息”,会扭曲“民主决策”的过程,因为这会降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内存在部分足以迫使政治发生变革的民众的可能性,对于以色列定居资本主义而言,它会对巴勒斯坦人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并且还会在中东地区散播战争。

至于那些以商业为导向的媒体所存在的社会作用——我指的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存在的新闻机构,甚至是那些并不从广告中谋取收入的新闻机构,它们都会加强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媒体由西方统治阶级经营和管理,它们所提供的报道会引导受众走向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立场。正如法耶兹·哈拉吉所解释的那样,“如果在某个问题或某个群体上存在着具有主导地位的叙事,那么,这种叙事很可能是通过权力关系来讲述的:谁拥有权力,谁没有权力,又是谁想要维持现状。”有关巴以冲突的看法与美国希望确保以色列是该地区的军事主导力量的状况是一致的,因为这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目标。

围绕统治阶级的叙事是在一种以“偏好服务商业利益的内容的商业制度”为特点的媒体氛围中展开的。此外,市场也更偏爱为市场利益服务的话语。正如罗伯特·英特曼所说的那样,框架“在政治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新闻文本中的框架实际上是权力的印记,它记录了争夺文本控制权的利益或其参与方的身份”,在这种框架下产生的故事或报道事件的方式,都必须考虑到精英阶层对西方媒体的所有权的背景。西方统治阶级在以色列定居殖民资本主义中建立的媒体控制和深度投资能给他们带来重要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是解放巴勒斯坦的问题根本不可比拟的,因此,这一点对于理解西方新闻媒体争相发布亲以色列叙事的原因至关重要。

这些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不一定会故意在巴以冲突中精心策划一些具有误导性的故事以欺骗民众。但是这些新闻机构的制度导向仍会吸引这些机构不断以有利于其所属阶级的方式构建问题,无论是巴以冲突的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

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必须防止西方统治阶级支持以色列作为控制中东地区的手段。由于西方对以色列提供的军事、财政和政治支持,西方社会的舆论可能会在历史上的巴勒斯坦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方面发挥作用。西方国家并不会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必要的重大政策变更,除非公众压力迫使它们这样做。尽管如此,西方媒体的结构表明,它们不太可能从有利于巴勒斯坦的角度来报道巴以冲突,这就意味着建立阻止西方帝国主义所需的民众不满的巨大障碍仍将在可见的未来继续存在。

因此,实现必要的意识转变的任务,就落在了独立新闻媒体和出版商,以及在大学和工作场所内外、宗教社区和街头工作的活动家身上。这项工作,以及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在每个领域内取得的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成就表明,西方国家的公众深知,控制其生活的统治阶级,正是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严重不公的主要参与者,这也是由该阶级监督的全球不平等体系中的主要成分之一,这构成了一项重大的挑战,但也并非一项不可战胜的挑战。


本文译自《雅各宾杂志》,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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