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合作是否需要共同的价值观？

在6月召开的G7峰会贸易争端和分歧日益升级之际，全球治理已极为明显地出现崩溃。我们已经不能再指望美国坚持、更不要说推行现有的规则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想当然地假设世界其他国家能够赞同奉行一套共同的规则，更不用说坚持了。那这是否意味着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注定无法成功？

 
过去70年来，民主价值观一直支撑着美国和欧洲深化国际合作。自冷战结束，西方宣布自由民主取得胜利以来，美欧领导人经常在北约和七国集团（最早称为八国集团，直到2014年俄罗斯因在乌克兰问题上违反上述价值观而被取消会员资格）等论坛上宣示“共同的价值观”。

 
但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俄罗斯要想推进其地缘战略利益，已经不再需要成为冷战“获胜者”俱乐部的一员。中国从来就没加入过这个俱乐部，但却已经成为世界的主要强国。上述国家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一样，正在对西方认为已经取得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构成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但更难对付的挑战来自于西方国家本身。美国和欧洲的反建制派政治力量正在通过挑战长期以来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及合作形式来赢得支持。

 
可以肯定，西方从来没有放弃共同价值观的理念，尽管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尽管美国在特朗普统治下实行单边外交和贸易关税。在特朗普试图禁止七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这项政策“有欠公平”。

 
她在与瑞典首相斯特凡·勒芬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讲话，后者称对特朗普移民政策“深表遗憾”。勒芬接着指出瑞典和德国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并强调欧盟“价值观和人权的重要作用”。默克尔则列举了共同价值观在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等挑战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欧洲各国相信它们能够依赖共同价值观来实现国际合作是愚蠢的表现。因为欧洲国家不太可能说服中国、俄罗斯或特朗普政府采纳他们的世界观。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开展国际合作，更不用说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准备迎接联盟破裂、代理冲突乃至爆发战争的未来。相反，这意味着合作的基础应当是共同的长期战略利益，而不是共同的价值观。

 
各国现在迫切需要确定自身的长期战略利益；上述利益如何与别国利益实现重叠（或不重叠）；以及哪些相互包容的制度有助于推动这些利益的实现。

在评估共同利益时，贸易是一个明显的关注点。特郎普对钢铁和铝进口强征关税毫无疑问至少颇受某些选民群体的欢迎，但却激怒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并已经引发了他们的报复行动。

 
经济学家预测特朗普政府关税将在美国造成超过400,000人失业——也就是说钢铝行业每保住一份工作就会导致其他行业损失16个工作岗位。这种做法显然不符合任何人的长期战略利益，即使它的确能带来短期的政治利益也不例外。

 
各国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也必须关注技术。谷歌和阿里巴巴现在正在争夺世界顶尖的计算机工程师，其中很多是欧洲人，以便赢得控制世界数据、开发量子计算（下一代加密技术将有赖于此）以及编写更多有利可图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竞争。

 
欧洲人已经无法摆脱对这些公司的依赖，而这些公司全部位于中国和美国。但欧洲更注重强化技术领域的共同价值观——即通过强化数据隐私法——而并未将注意力放在制定长期战略以提升竞争力层面。制定这样的战略可以帮助欧洲确定在哪些领域可以互利互惠。

 
第三个有可能开展战略合作的领域是对世界最贫困和脆弱国家进行发展援助和投资。上述合作对打击恐怖主义、贩卖人口和移民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方面，各国的所作所为同样违背了其自身的利益，因为美国和欧洲削减援助预算并试图依托本国边境解决移民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对贫困国家进行大举投资，将支持基础设施发展——其产业政策的组成部分——放在更高优先级，来促进贫困国家发展。中国甚至在葡萄牙和希腊等陷入困境的欧元区国家也收购了基础设施。中国此举反应了欧洲战略思考的欠缺。

 
但如果没有互利互惠的态度，这两种方法都很难取得成功。这也是由英国前首相戴维·卡梅伦担任主席的伦敦经济学院（LSE）-牛津国家脆弱性、增长和发展委员会在4月所达成协议的意义。该委员会报告认为所有主要大国均需采取更加务实和耐心的方式，不去关注那些无穷无尽的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是更多关注当地的需求和能力。

 
为实现未来战略互利的目标，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国际合作机构，以配合该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新机构将使援助“在大国外交中发挥重要作用”。美欧现在需要进一步努力制定属于自己的长期战略目标，并寻求实现国际合作的新方式。

 
我们完全有可能组建能实现共同利益的互惠互利的体制。如果现有国际机构不再拥有足够的信任度来履行这一职能，那么美国和欧洲很可能需要制定新的国内协议。

 
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已经提出在白宫设立管理对华关系的永久性办公室。随着基于价值观的全球治理持续恶化，建立上述持续互动机制的必要性已经极为迫切。